以率兵平息此次叛乱。

由此亦知，蝗太极是在其率後金军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後的第二年，他认为其反间计已成功，其杀父仇人袁崇焕已被捕、必死无疑後，才劝降刘兴治的。其劝降内容不是许诺升官发财，亲人团圆，就是威胁杀害其全部亲人。当劝降刘兴治的阴谋失败後，还真的就把刘家一家老少杀了。也就是说，蝗太极认为能促使刘投降的，不是毛文龙被杀一事。且还不敢肯定刘兴治一定会投降。否则就不会开出这样的劝降条件。更不会以杀光其全家的方式对待他认为早就有心投降的人。再说，刘兴治之兄还坚持与後金作战，并刚刚牺牲。明代极重视儒家传统，长幼秩序分明，其兄如此，其弟操守即便不如其兄，也不至於会叛其兄，去投与其兄作战的敌人。这点，蝗太极肯定明白，否则就该在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前，在其兄还活着的时候劝降，以保证确实已无後顾之忧。

以上事实不但说明毛文龙的死，没有动摇军心，没有激发兵变，更说明毛文龙是死是活都与蝗太极长途奔袭北京没有关系。且毛文龙那些部将的叛变，都是发生在主帅袁督师被怨杀之後。因此，若非要说毛文龙部下是因为主帅被怨杀而心灰意冷，不愿再为朝廷战，转而叛乱投敌，那这主帅应该是袁崇焕而不是毛文龙。

有一件重要的证据。那就是，蝗太极是在取得长途奔袭北京的成功，袁崇焕被残酷冤杀之後，才开始解决“东江问题”的。若袁督师杀毛文龙真激起了其部将的不满，使其部将叛乱，那蝗太极就会抓住这一时机，迅速行动，“解决”东江，消除後顾之忧，而绝不会愚蠢到迟至长途奔袭北京，甚至迟至袁崇焕被冤杀之後。要知道，时机难得，时不再来。往後拖，就等於让明朝有时间从容计策、安抚毛部将。谁也不可能预料到明朝的做法不但不能安抚毛部将，反而会激起毛部将的更大不满，反而更想反叛，更想投敌。

还有一点，若毛部将真痛恨袁崇焕杀毛的话，那麽他们应该为朝廷抓杀袁崇焕，为其毛主人伸了冤报了仇而感到高兴才是。他们的愤恨之情、生变叛逃之意，即使没有完全消失，至少会比袁崇焕活着的时候要少，军心也会因此变得较为稳定，士气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蝗太极再愚蠢也不至於选这个时候去诱降他们。

袁崇焕被杀，军中将士因此寒心，竟有“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不愿再为大明效命之言之後。那麽，蝗太极认为东江将士也会动摇，也有不愿再为大明效命，甚至生叛乱之心，或至少士气不高，因而是其解决东江问题，消除其後顾之忧的大好时机，也就顺理成章，没什麽奇怪的了。

蝗太极先是用各种手段诱降东江的将士。失败後，便趁东江内乱刚息，防务空虚之际而直接发兵攻打，满以为稳操胜券，可结果却是遭明军痛击，死伤甚重，惨败而归。

顺便提一下，东江的陷落，是在六年後的崇祯十年，是在距崇祯帝自杀、满清入关只有七年的时候了，且还是因满虏施诡计偷袭。原毛文龙部下，时任大明东江主帅的沈世魁因此壮烈殉国，万余将士英勇战死。

由上可知，东江的将士们不但没有如《明史》和那些诬袁的人士所言，军心涣散，作战能力低下，还因此出现了投敌叛变者，反而士气高昂，作战勇敢，重创满虏，坚守东江长达八年。最後虽不幸中计失败，但万余将士仍视死如归，壮烈殉国。

为免误会，在此说明一下。我不认为毛文龙该死。无论毛文龙如何跋扈，如何欺诳朝廷，如何没起到犄角的牵制作用，但他还是进攻过後金，还因此遭後金捕杀，亡命朝鲜，他也没有公然反叛；无论毛文龙贡献多少，他还是为民族为国家作了贡献的。且袁崇焕杀毛文龙，激起了阉党余孽的更大仇恨，从而想方设法置其於死地。

四、《明史》的故意诱导

《明史》还云：“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明确指责袁崇焕妄杀欺君，崇祯帝内心非常恼怒，但考虑到毛已死，自己又要依靠袁，才赞许袁崇焕的行为。而之所以传谕暴文龙罪，并非其本意，而是为了安袁崇焕的心。一些“仇袁人士”也以此指责袁崇焕，也跟着说“崇祯帝并未赋予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权力，所以才如此震惊，袁崇焕是擅杀，触犯了大明律，本就是死罪，崇祯帝是因为毛文龙已经死了，为了安抚袁崇焕才不得已认可了袁崇焕之举。”

其实，只要稍稍阅读一下《明史》的这段记述，就会发现这不过是《明史》作者故意诱导读者而已。因为除了“优旨褒答。传谕暴文龙罪”是事实陈述外，“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以安崇焕心”都不是事实陈述而是心理状况的描绘，是编纂者的主观推测。《明史》也未给出相关的具体证据佐证。崇祯帝的这种心理状况，若非神仙，恐怕难以正确了解，满清御用文人又是如何确知的呢？因此，只能说这又是满清御用文人为贬低击虏民族英雄袁崇焕、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而有意编出的谎言。事实是，崇祯帝是赋予了袁崇焕杀人权力的，也认为毛文龙是死有余辜，并赞许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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