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等人所议不无道理；但因制《宪》乃繁复之事必旷日持久，急于要把曹锟抬上总统宝座的保定派如何等得了？

因此，吴景濂言道：“褚公所言虽是，制《宪》乃国之根本，当慎重斟酌，不可草率急就。然国不可一日无主，时局艰危，安能久待？故就时局言，大选急于制《宪》，刻不容缓；非常时期，当可非常之为，不必拘泥。”

于是，双方就应该“先制《宪》还是先大选？”争执不下了。

但是，因此时的议会中，保定派毕竟已占据了优势，且有曹锟作靠山，褚辅成等人如何拗得过？结果，还是通过了先举行大选。

决定举行大选的消息不胫而走，顿时使举国轰动了；国人一眼就看穿，这是曹锟急着想谋取大总统之位了。

因此，孙中山立即派人到北京活动，要原国民党籍议员进行抵制。

一直来对直系不满、敢于抗衡的卢永祥则也派人到天津设立了个议员联络处，要浙、沪籍的议员离京回沪。而关外的张作霖因直奉战争中败北尚在气头上，更是直接下令要东三省籍的议员从北京撤离。

于是，在三人的呼吁下，一些本来就对大选持有异议的国会议员，就都纷纷地离开北京，或南下、或北上了。如此一来，留京的国会议员人数顿时锐减，明显不足大选所需国会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即五百八十人之数了。

这一下，可把曹锟急坏了；因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就无法进行；多时的策划势必落空，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岂不成了泡影。而本届国会十月十日的任期即将届满；曹锟本想在此日宣誓就职，以讨个双十之喜。

为此，吴景濂还特地将选举日定在了国会任期届满前的十月五日。可是，现在却因议员不足法定数而难以行选，而时间却如水流逝瞬息即至，这可如何是好？

曹锟一时无计可施了，情急之下又显露了武夫本色；他派出大批军警，在车站等处强行将准备离京出走的议员截留了。

如此，一部分议员就被曹锟用武力截离在了北京；且不管议员们对他那蛮横行径提出强烈抗议，曹锟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

曹锟以为如此就能凑足法定数，可举行选举而使自己如愿以偿了；为此，特意于九月中旬进行了一次预演。

但谁知，许多被截留的议员不甘就范而没来参加，预演不成。

曹锟见自己的威逼难以使议员们顺服，不由得又焦虑了；他开始担心如此下去，即使举行选举，那些议员也必会暗中抵制而制造流选使他难过选举关，这可如何是好？难道用刀架在议员的脖子上逼迫他们投票？这当然是断不可行的；但除此，还能有甚妙法？此时的曹锟，大有黔驴技穷无可奈何之感了。

吴景濂看出了曹锟的心事，即又出了个馊主意；建议道：“何不用钱收买？”

曹锟被吴景濂点拨后顿时开窍了，心想没错，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铺路，不相信那些议员会不见钱眼开而来给他抬轿？曹锟想到此愁眉舒展了，即派吴景濂去张罗此事。

然而，贿选需要大笔金钱，吴景濂却无处筹措；为此，曹锟又亲自插手，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北洋政府已是直系独大，曹锟掌握重权可一手遮天；所以，曹锟不必向国库伸手，只是以筹饷的名义在其辖下的直隶一百七十个县内强行摊派了，就搜刮到了一千三百万元。

有了这笔巨资用于贿选，吴景濂即可放手而为了；且吴景濂本人从中独得了四十万元的酬劳，自然更得为曹锟卖力了。

于是，吴景濂在北京甘石桥设立了一个议员俱乐部，旨在藉此拉拢议员。

吴景濂明言许诺，凡参与选举的议员每人可得四百元出席费，而投票赞成曹锟当选总统的则每一票可得五千元；且按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另有论赏，多则可得万余。

吴景濂的这一招果然灵验，在如此的重金诱惑下，不少议员开始心动了；连有些已经离京了的议员也都悄悄地返回，来赚取这笔诱人的外快。如此，参选的议员估计能凑足法定所需的人数了，曹锟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一半。

于是，曹锟又派人将这些议员暗中监视起来，唯恐他们再离去。

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选举如期进行；这一天，北京全城的军警全部出动；选举现场四周充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气氛显得异常凝重。

选举原定在上午进行，然而到了半晌午，签到的议员离法定所需数仍相差甚多，这令曹锟与吴景濂又都十分诧异了。

原来，是因为吴景濂太过精明而近乎谲诈所致。

吴景濂虽然想到了贿选的办法，但又担心议员们拿了钱后仍不投曹锟的赞成票；所以，规定给议员们的贿金不采用现款支付的方式，而是以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几家国内银行的支票进行给付；且所给的支票又是空白的，其支款额及付款人签名栏均暂不填写，而告以“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方再填写兑现”；吴景濂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而不必担心议员在投票时耍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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