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孙中山《北上宣言》，****《第三次对时局主张》；段祺瑞东山再起，临时执政……

却，“北京政变”后，张作霖抛弃了与冯玉祥的约定；趁着直军溃败，奉军大举入关了。

冯玉祥见张作霖毁约，心中虽是不乐却又甚觉无奈；冯玉祥知道，此时要想张作霖履约让他的奉军退回关外去已是不可能。虽然，北京现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论实力毕竟不如张作霖，若是为此闹僵了恐会对己不利；所以，冯玉祥只得面对现实权作无睹。

然而，冯玉祥毕竟还担心，张作霖若是进一步攫取政权如何是好？为此，冯玉祥赶紧与胡景翼、孙岳商议，决定请孙中山北上，欲利用孙中山来抑制张作霖。

于是，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不过，张作霖入关后，倒是不再有更多的企图；因为，张作霖是只注重实惠，对政治却无多大兴趣；而这场战争下来，许多溃散的直军都让张作霖收编了，队伍骤增地盘扩张，可谓是沾尽了便宜已是心满意足。所以，入关后也就适可而止地驻步了，才让冯玉祥缓了一口气。

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等人的电邀后，倒是也十分高兴；即于十月三十日召集“中执委会议”，讨论应对北方时局之策。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对于“北京政变”与北方时局意见存在分歧。

以广东省长胡汉民为代表的一派反对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国民党现在的纲领较为激进，不会被北方各派所接受；而国民党的纲领既定了则不可放弃，缺少合作的基础，北上了也是徒劳无益。

而中＊共也认为，“北京政变”不能算是革命，因其主因是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为争权夺利所致；所以，无非是武人推翻武人的一次事变。且事变后，冯玉祥虽然囚禁了曹锟，但并没有立即废除他，只是利用曹锟压制吴佩孚罢了；甚至于连旧内阁也未解散，一切均维持现状；可见，结果仍是军阀统治的换汤不换药。因此，孙中山不应北上去与军阀搞在一起，以免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但是，也有的人认为，主导并直接参与北京政变的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而通过孙岳对冯玉祥做工作的胡景翼却是受命于孙中山的；所以，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于冯玉祥等人的推动与促进，也在“北京政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况，冯玉祥“北京政变”后将逊帝溥仪驱逐出宫，这是他人不敢为之举，且与孙中山早期主张“恢复中华、驱逐鞑虏”的革命宗旨相符；虽，旧内阁未解散，但冯玉祥起用曾是同盟会员的黄郛为摄政内阁的阁揆，阁员也多换上了国民党员；可见，冯玉祥已有向国民党示好、倾向革命了的种种表现；因此，由冯玉祥发动的这场“北京政变”与以往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还是有所区别的；至少，为在北京进行国民革命迈出了第一步，并为谋求真正的和平统一、创建共和政体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故而，应对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予以肯定并加以利用。

而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加拉罕、鲍罗廷却意见一致地认为，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全国的影响还不很大，正应利用这个机会北上，扩大自己的政治舞台，为国家的统一及反对外国的压迫而斗争。为此，维经斯基服中＊共，要理解与认识“孙中山北上是在政治上迈出正确的一步，并非是去与军阀搞在一起”。

经维经斯基等人如此后，国、共双方统一了认识，态度均由反对转为支持了。至此，北上方针算是定了；但是，众人对于孙中山要亲自北上仍不免担心。

因为，虽是冯玉祥来电邀请似有善意；但是，北京毕竟曾是虎狼之**，隐有不测之险；孙中山是党之领袖，冒险北上若有闪失如何是好？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却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于脑后了；在他觉得，现在正是敦促各方召开国民大会、恢复共和政体、实行和平统一及团结国人、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反对外国列强侵略与压迫、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最佳时机；而欲促使这一切实现，却非得北上不可。

因此，只要于国于民有益，即使北上确有风险，自己也得冒险走一趟了；为此，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毅然决定亲自北上。

孙中山主意定后，即给冯玉祥《回电》：“义旗聿举，大憝肃清；功盖华夏，普天同庆；拟择日北上，与诸君共商建设大计。”

只是，因商团叛乱刚平定不久，广东的政局尚未完全宁息；而盘踞于东江一带的粤军残部与占据了琼崖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也总是有点令他不放心，唯恐他们再闹事。所以，得静观一期，以防万一；故而，暂缓启程北上，给冯玉祥的《回电》中也就没能告知确切的行期。

冯玉祥得知孙中山愿意北上，感到了一些慰藉；但是，孙中山却未能明确北上的行期，不免令人有点遗憾。

虽然，冯玉祥知道这其中必有原因；但是，冯玉祥面对的窘境，却容不得他等待太久；因此，冯玉祥不由得想，看来这远水是救不得近火了，得另外设法。

而此时，以江苏督办齐燮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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