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唤起自由**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等语，竭力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敬与哀悼之情。

已与孙中山反目了的陈炯明，也从香港发来一副《挽联》，云：“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

虽然，世人对于陈炯明其人、其事颇多评点褒逊于贬；但是，此《挽联》倒是道出了两位曾为故交、后成仇敌之间，那些道不清、理却乱往事中的许多情怀，甚是耐人寻味值得一录。

而此时，广东商团叛乱时没有返粤的建国豫军司令樊钟秀已孤军直入进到了河南；他闻知孙中山北上进京后不幸逝世，悲痛万分难以言表；遂特意制作了一只宽丈余高五尺、居中大书有“国父”两字的巨型花圈，其《唁电》与挽幛上也均称孙中山为“国父”；于是，就有了对孙中山的“国父”之始称。

因为，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呕心沥血奋斗一生，且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任“临时大总统”，称其为“国父”当之无愧；故而，国人皆认可并赞同樊钟秀对于孙中山的这一尊称；尔后，国人争相沿用广为传颂。

至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第一百四十三号决议》，明令全国“自一九四○年四月一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自此，孙中山的“国父”称号，以中央政府的《明》正式确定下来；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尊称为“国母”了。此为后话，特加提及不再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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