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国民政府见港英当局仍不肯屈服，遂又于七月二十三日，举行了沙基惨案周月纪念大会，广东政府要人、国民党与**主要领导、社会各界名流及数千民众到场。

汪精卫在会上发表了甚是慷慨激昂的演：“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了，因为大家都已经觉悟，而觉悟的便能够流血。”并鼓动道：“流出红血来证明你的觉悟，望同胞的血拿来染成自由**的国家。”

此时的汪精卫，仍有着当年北上刺杀载沣时的那股热血男儿劲，与会大众果然被他的这股激情鼓动了；于是，在广东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仍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中国民众并没有被吓倒，各地的罢工斗争仍时有发生。

七月二十一日，由中＊共＊北京区委书记赵世炎与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天津反帝同盟委员长安幸生等人组织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天津支部也发动领导了天津的海员与码头工人罢工；到埠的昌升号、惠州号、夔州号、裕升号、奉天号、顺天号、景星号等船舶的海员都离船上岸参加了罢工，天津港也成了一座死港。

此时的反帝浪潮已席卷全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引领下，全国二十五个省中有数百个县城也都卷入了这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约有一千七百万各界人士直接参加了集会游行与三罢运动；到处响彻“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有的甚至喊出了“取消租界”的口号；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各国驻华公使见事情愈闹愈大，似有不可收拾之势，不由得都开始担忧了。

因为，全国性持续不断的三罢运动，毕竟使各列强的在华利益都多少不等地受到了损害；而斗争持续下去，损害将会加大。

因此，一些在“五·卅惨案”中没有直接参与肇事的国家，觉得犯不着再陪伴英、日两国与中国政府、民众继续对抗，而自找麻烦徒受损失。

于是，原来一致对华的公使团开始分化了；法国驻华公使玛太尔干脆辞去了公使团的与华交涉代表一职，致使公使团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

公使团分化后，有的国家则暗中与临时执政府单独接触了，希图向中国做出某些示好后，谋求恢复正常关系；从而，通过这个尚算能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对中国民众施加影响或压力，以消除敌对情绪，让他们能从中脱身。

而法国，因赔款结算方式问题已得到解决，且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称心如意了；故而，法国议会批准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不再对中国亟待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作梗了，也算是对中国的示好。

美国的反应很是敏捷，他见法国的障碍消除了，也就立即出面做好人。

八月十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立即《照会》中国，请中国“择定日期、地点，从速召开关税特别会议”。

这个消息是段祺瑞梦寐以求的，临时执政府掉入“金佛郎案”漩涡中，为的就是能有这一天；现在，这一天到来了，真可谓是喜从天降。

于是，八月十八日，临时执政府立即做出决定，于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

同时，段祺瑞指派沈瑞麟、王正廷、颜惠卿等十二人组成了一个“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以负责具体筹办；并分别《照会》各关系国，邀请出席“关税特别会议”，以使这一块悬着的石头尽早落地。

法、美两国采用这一招后，很快就收到了预想的效果。

恰在此时，国内出现了一种独自对英的声音；曾创建中国社会党、时任上海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与曾任《汉民日报》主编、有新闻全才之称的邵飘萍等人，率先提出这一主张。

他们认为“上海惨案、汉口惨案、沙基惨案的主要肇事者都是英国人，国人应将矛头集中独对英国，而不应网打一片树敌过多”；且独自对英，能赢得他国对我同情，而令英人势孤、独木难支必将屈服。

这种主张听来确也有理，引致了许多人的同感。

于是，临时执政府趁机下达了一道《训令》，言：“各处案事，责任仅在英国，与其他列国无关。”

如此，非但法、美两国脱身了，连“五·卅惨案”的始作俑者日本也被滑溜掉了。

日本的脱身，其实是因段祺瑞与日本有着暧昧关系而故意所为；但冯玉祥与张作霖却对此都没表异议，倒甚是耐人寻味。

原来，冯玉祥当时只是容不得信仰基督为主的英国，竟然犯下如此明显违背教义且不可宽恕的罪行；所以，他的激愤主要是由“为捍卫教义、基督不可亵渎”而引发；所以，对于日本人杀害顾正红之事并不太放在心上；也因此，当江亢虎等人主张独自对英时，他也表示了赞成。

而且，七月八日，冯玉祥还《通电》全世界的基督教徒，呼吁要对英国进行鞭挞。

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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