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侦查“廖仲恺遇刺案”，蒋介石崛起；胡汉民出国考察，许崇智被迫离粤……

却，“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令全国震惊。

特别是广州，因廖仲恺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尚在坚持罢工的工人们闻此噩耗后皆义愤填膺了，纷纷要求政府侦缉查办严惩凶犯。

而**人也因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而痛惜，竭力敦促汪精卫采取措施彻查严惩以慰英灵。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如此大案，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惊愕之余，也感到了情势严峻；若是视若无睹放任不顾，非但难以向党内同仁及国民交待，更会姑息养奸遗患无穷甚至于危及政权。

故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

会上，汪精卫认为应立即组织力量对“廖仲恺遇刺案”实施侦查，并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授予处置政治、军事一切事务之全权，以监督与指导侦查工作并应对时局。

对于汪精卫的这一意见，众人见案情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也就都表示了同意。

而苏联顾问鲍罗廷更是敏锐地感觉到，行刺廖仲恺绝非是一般的凶杀案。因为，廖仲恺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捍卫者，是国民党左派的主导者；所以，怀疑是国民党右派所为，是一次严峻的政治挑衅，应当针锋相对的斗争﹑绝不可姑息。

为此，鲍罗廷在竭力支持汪精卫的同时，却进而提议“特别委员会”应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仨人组成；从而，将被其视为右倾的胡汉民、林森等人排除在外了；而将廖仲恺的好友，且曾出访过苏联、近期表现又甚是左倾而给鲍罗廷留下好感的蒋介石列入。

就这样，在鲍罗廷的提名下，三人“特别委员会”成立了；且无意中替代了五人的“常务委员会”，成了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

如此，原来连“常务委员”也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了其中一员，这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的。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即又设置了一个“检察委员会”，专事负责对“廖仲恺遇刺案”的检察侦查。

“检察委员会”由朱培德、李福林、周恩来、吴铁城、陈公博及时任国民政府秘书长陈树人、“建国湘军”参谋长岳森、国民政府中监委员甘乃光、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陈孚木等九人组成，朱培德为主席委员。

“检察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侦查；查办“廖仲恺遇刺案”即成了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被摆到了首要的位置。

遗憾的是，现场只擒获了被廖仲恺的警卫员击伤的一名刺客，其他刺客都已潜逃。

不过，从被擒刺客身上缴获了一把作为凶器的大号曲尺手枪，还搜到的一份由粤军南路司令部颁发的《枪照》和一张上面有数人签名的《分银单》；从而，查清了这个刺客名叫陈顺，曾是粤军南路司令部的军事委员，时任花捐局稽查。同时，又查清了给他签发《枪照》的粤军南路司令部的两名参谋，名叫梅光培、郭敏卿。

于是，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下令将梅光培、郭敏卿俩人拘押。

与此同时，检察委员陈树人和参与侦查的广州地方检察厅厅长区玉书也已从被擒的刺客嘴中讯得了一些有用的线索。

据陈顺供述，参与刺杀的就是《分银单》上签名的吴培、梁博、冯灿、黄鸡等人；雇佣他们的人叫黄福芝，是军界中人；黄福芝背后是一个绰号“大声佬”的，但陈顺不知道“大声佬”是何人。

陈顺断断续续地供出这些后，终因伤势过重，不久就死了。

于是，对陈顺供述的案犯又进行了抓捕；但同样遗憾的是，只抓住了梁博一人，其余诸犯都已逃脱。

不过，有了陈顺所供的线索，侦查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因为，很快的就查清，绰号“大声佬”者是原香山县长朱卓；他因在任上办事不力，被时任广东省长廖仲恺免职；于是，朱卓即被确认为了此案的主谋。

但估计，朱卓绝不会单枪匹马，必定另有同谋，尚须顺藤摸瓜深入侦查。

而此时，李福林担心此案或与建国粤军中杨锦龙等人也有关；因为，杨锦龙曾在大塘会议时主张加害廖仲恺。若是杨锦龙与此案真的有关，则会牵出大塘会议，自己也就脱不了干系。

因此，李福林不免忧心了。他犹豫了许久，最后觉得还是在大塘会议尚未东窗事发前，自己先主动告发了以脱干系。

于是，李福林带了个所谓的证人主动举报了，言：“亲眼目睹朱卓、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人曾在华堂聚会，商议要重组政府；而且，朱卓与林直勉还扬言‘非要刺杀廖仲恺不可’。”

此举报中，李福林自己被置于了事外毫不相涉；而且，聚会地点也从他的家乡大塘，移花接木地被成了在“华堂”内；如此，李福林觉得就可脱干系了。

“华堂”是位于广州华街上的一个俱乐部，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发起成立的。

胡毅生曾是北伐大本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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