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则在其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所为符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呼吁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苏、**、分裂国民党的反动行径，中＊共＊应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给予针锋相对的斗争决不可姑息放纵。

而汪精卫与蒋介石此时心中却甚是矛盾，拿不定主意了；因为，俩人对于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其实并不反对，甚至于心底也表“赞同”只是没有明言罢了。

特别是蒋介石，戴季陶是其好友，岂可与其反目；而自从率团访苏后对苏联留下的成见至今未消，他何尝不想将中＊共＊连同苏联顾问一并驱逐。

但转而一想，又觉得尚非其时。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虽然已统一了广东；但若欲进一步统一中国，仍离不开苏俄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所以，切不可图一时之快而做得不偿失的傻事。

何况，汪精卫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之位，蒋介石能进入仅有三人的特别委员会，皆是在鲍罗廷的扶持与操纵下成就的。且“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定下的三大政策，轻易舍弃不得；否则，会动摇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为此，汪精卫与蒋介石都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总理遗志的忠实执行者，以博取鲍罗廷的好感及国民党内大多数同仁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再，西山会议派的所为，不仅是反苏、**；也是冲着俩人来的，分明是要夺他俩的权；所以，俩人与“西山会议派”确也是水火难容，为各自的切身利益也只能与其斗争。

而若要打压“西山会议派”，以巩固好不容易得到的权位；看来，仍有赖于鲍罗廷与中＊共＊的支持；因此，还得继续与中＊共＊合作，跟着鲍罗廷的指挥棒起舞；因为，当务之急是先得将“西山会议派”的气势压下去，巩固自己的权力为要，别的只得留待以后再。

汪精卫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地暗中有了这一共识后，遂决定对“西山会议派”采取措施了。

于是，俩人即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布《第六十七号通告》，向全党通报了“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实质，并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

于是，国民党的北京执行部、广东省党部、海外各党总支部、国内其他各省党部、国民革命军各军党部及广东所辖各县党部都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要求“严惩‘西山会议派’”。

接着，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召开了一次正式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肯定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执委中的合法地位，并定于翌年元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国民党二大”，以对“西山会议派”进行打击。

此时，远在莫斯科出访的胡汉民也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出人意料地也严厉批评了“西山会议派”。

原来，胡汉民出访苏联抵达莫斯科时，苏联政府组织了数万人隆重欢迎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代表范斯亭与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片山潜到车站迎接；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及其他各报均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将他称之为“中国革命运动最卓越的领袖”。

胡汉民未曾想到自己会在莫斯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刚在国内受到排挤的他确是深受感动了。

于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在《真理报》上撰、在各种场合演讲时，皆竭力称赞“苏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声，是宣告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同时，盛赞“十月革命”对中国国民党及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并称“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自己是**的战友”。诸此种种，极尽赞美之辞。

同时，胡汉民还致《函》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

然而，因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国民党不能与中国**同等看待”；结果，只同意“将中国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却拒绝其“加入共产国际”。

因此，胡汉民心中又感不爽了。

不过，胡汉民在莫斯科的言行及所作的努力，倒是让人有了好感。

鲍罗廷也觉得胡汉民的态度转变，对于“国、共合作”毕竟是好事，应予肯定与欢迎；于是，原有的成见逐渐消了，罩在胡汉民头上的阴云也随之散去。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共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占多数。

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国民党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中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

会上，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案》。

但是，在具体处置时，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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