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党“联席会议”，《迎汪复职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忘恩负义，抛弃鲍罗廷……

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区党部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尚未结束。会上，成立了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由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七人组成。

这次“联席会议”上，非但顺利通过了《迎汪复职案》，“国民党左派”还提出了一个《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此《案》欲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合并，另组一个十三人的“政治委员会”；新的“政治委员会”应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长必须是“左派”。

因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所以，这个《提案》的意图十分清楚，完全是针对蒋介石的。

而此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开始感到“党的军、政要职集于一人，确是个不好现象，那会导致强权与独裁”；因而，也赞同“进行改组，以分权”，并直言：“蒋先生应辞去‘党、政’中的兼职，专事军务。”

对此，“代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意图反对；他以“前方战事紧张，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为由，反对将此《议案》付诸表决；同时，声言“‘迎汪复职’不是‘拥汪倒蒋’，你们恣意而为，必祸民国，我誓不能苟同。”并诘问鲍罗廷：“你要蒋先生辞去党、政各职，居心何在？你到中国来当顾问，难道是为反对中国革命的吗？”

张静江为维护蒋介石的威望与地位确实是铆足了劲，鲍罗廷被他诘问得简直有点瞠目结舌了，连“国民党左派”也被张静江的气势镇住了。

而中＊共＊虽然有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但因中＊共＊中央已决定采取“支持‘迎汪复职’、力促‘汪蒋合作’”之策；因此，不赞成“倒蒋”，“国民党左派”的这一《提案》也就被搁置了。

然而，远在南昌的蒋介石闻知此事后却十分气恼了；特别是鲍罗廷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也要削他的权，这是他未曾想到的；从而，蒋介石开始记恨鲍罗廷、甚至于想抛弃他了。

且因，蒋介石对苏联早有成见；所以，打算抛弃鲍罗廷后，干脆改弦易辙不再聘用苏联顾问了。

为此，蒋介石让张静江、戴季陶出面，请早年留学柏林大学、时任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兼矿物地质学系主任朱家骅，利用其在德国的关系，代为物色一个能替代鲍罗廷的德**事顾问。

朱家骅受《命》后，即通过他的老师、德国工程师协会会长马脱昂斯教授向德军总参谋部参谋次长鲁登道夫提及此事。

而此时的德国，正欲打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造成的外交僵局；即由鲁登道夫推荐，让德国陆军上校马克斯·鲍尔以“柏林大学名誉博士”的私人身份、应朱家骅邀请以“评估德国对华投资可能性”的名义赴华。

鲍尔抵华后，蒋介石即在上海会见了他。

会谈中，鲍尔向蒋介石转达了“德国愿对中国的工业和军队现代化进行投资”；同时，鲍尔还就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化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将其撰写的《现代军事组织建议书》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阅后甚是满意大加赏识，大有相识恨晚之感；因而，俩人一拍即合。

于是，在蒋介石管辖的地盘内，德国开始了以现代工业和军工企业为主的对华投资；同时，蒋介石还决定“聘用鲍尔为自己的军事顾问”。

然因，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所以，德国的对华投资只能是悄悄地进行。

而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未解聘，尚不宜公开聘用德国顾问；所以，鲍尔也只能以私人身份出入中国。如此，一切均只能在没被外界察觉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不过，自从与鲍尔会谈后，蒋介石的顾虑已消了，开始打算伺机抛弃鲍罗廷。

而广州召开“联席会议”后，蒋介石越想越不是滋味。

蒋介石想不到，自己已经做出让步“迎汪复职”了，“国民党左派”却还要对自己发难；看来，得采取反击，不可再忍让了。然而，该用什么办法反击呢？蒋介石不由得又苦思冥想了。

最后，决定“干脆将‘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出”。

因为，国民党在广东经营多年，广东可谓是“国民政府”的大本营，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势力主要都在广东；因此，若是将“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出了，“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就会被削弱；这岂不如同釜底抽薪，“国民党左派”再想闹腾也形不成气候了。

其实，蒋介石早有此念；还在“北伐军”进军江西之时，蒋介石就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称：“中正即入赣督战，然鄂局未靖，政府可派要员赴鄂主持大局。”

不过，当时没有提“迁都”两字；只是因为蒋介石担心自己进入江西后，会让留在湖北的唐生智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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