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作未闻、任其放肆，唐生智也没哼一声。

其实，何键与李品仙所为，正是汪精卫所希望的；汪精卫见何键等人先他动手了，自己也加快了“**、清党”的步伐，且不再顾忌“国民党左派”会如何反应。

六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又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逼迫**人、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谭平山与“‘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苏兆征辞职。

自此，汪精卫也开始对中＊共＊下手，武汉城内的“**”气焰更是甚嚣尘上了。

而此时，中＊共＊党内的矛盾却也日渐激烈。

由于中＊共＊中央在前期工作中有许多失误，中＊共＊党内同志都将矛头指向了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及其助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主编”、被视为中＊共＊的二号人物彭述之，俩人皆被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

而此时，陈独秀的心中却是满腹牢骚，埋怨：“‘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让人无法工作。”

为此，陈独秀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辞职”。

但陈独秀哪里知道，此时鲍罗廷手上已有了“共产国际”要“改组中＊共＊中央，并将陈独秀撤职”的《指示》。

恰在此时，陈独秀的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并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在上海遇害，这对于陈独秀无异于又是个沉重的打击；深陷于失子之痛的陈独秀也就更是消沉了，无意于再主持中央工作。

鉴于此，鲍罗廷不得不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公开，并据此改组中＊共＊中央、撤换陈独秀了。

然而，鲍罗廷考虑到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和社会上都颇有影响，不宜直截了当地宣布将其“撤职”。

因此，在七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鲍罗廷只宣布了“陈独秀与彭述之停职”。然后，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为常委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至此，陈独秀结束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武汉的局势已显得十分严峻。于是，七月十三日，刚改组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了《对政局宣言》。

《宣言》揭露汪精卫等人“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且明确宣布：“中国**要永久为工农兵学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同时声明：“中国**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员。”

但是，**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这表明了，中国**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

中＊共＊的《对政局宣言》发表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被感撼了。

同日，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严辞谴责了汪精卫等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蒋介石妥协、图谋与**分离并残杀农工”的倒行逆施行径。

然后，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辞职去往苏联。

第二天，宋庆龄也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肃地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表明了她继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严正立场，及对汪精卫等人所作所为的忿懑。

然而，中＊共＊中央与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的谴责，并没能使汪精卫等人缩手回头，反而更加快了“**”的步伐。

就在宋庆龄发表《声明》的当天晚上，已被汪精卫把持了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接受汪精卫的公开‘**’主张”。

第二天，即七月十五日，又召开了由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十七人参加的“国民党中执委第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

会上，汪精卫将早已准备的《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审议。

该《决议案》中有三条明确规定：“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急欲通过此《决议案》，目的无非是为实施“**、清党”提供所谓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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