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阻止，并开枪射杀了“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熊强、周颖等多人；从而，酿成了一起“南京一一·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南京各界组织了“‘一一·二二惨案’后援会”，并喊出了“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严惩凶手”、“为死者复仇”等口号。

上海、安庆、南昌等地都给予了响应，且矛头都指向了“特别委员会”。

时任“特别委员会常委”谢持等多名“西山会议派”人士见情况不妙，恐引火烧身即都悄然离开南京、溜走了；如此一来，“特别委员会”只有“桂系”的廖廖几人了，也就自行停权。

李宗仁见“西山会议派”打退堂鼓了，自知独木难支、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于十二月三日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就这样，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出击、对付“桂系”的第一个回合算是取胜了。

蒋介石见“特别委员会”被击垮了，自己“复出”路上的最大障碍已消除，心中大悦的蒋介石则又忙于去与宋美龄完婚了。

十二月一日婚礼后，蒋介石竟然又与宋美龄一起顾自去杭州莫干山度蜜月，却没有出席由他提议、两天后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令众人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十二月三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终于在上海召开。

这次，“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已有了充分准备；会议第一天，李宗仁等人抢先对汪精卫发难。

他们仍咬住汪精卫不放，责问：“‘张、黄’俩人即使未与中＊共＊有直接勾结，但俩人所部中容有大量的中＊共＊党员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中＊共＊何以能在南昌成功举行起义？且据，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而这一切，皆因汪精卫怂恿、放纵所致。”

据此，李宗仁等人即提出了：“凡有‘通共、容共’之为者，应已丧失了出席‘二届四中全会’的资格。”欲以此将汪精卫等人拒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大门之外，这无疑是对汪精卫的又一当头棒喝。

汪精卫当然不甘示弱，即回以：“‘特别委员会’已停权，党内个别派系无权决定与处置有关‘二届四中全会’之事宜。”

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预备会’期间，凡军、政要事均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有权裁决。”

如此，双方又针锋相对、互不妥协、吵吵闹闹地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即因李宗仁、谢持等十多人《宣布》“退席”，“预备会”未能继续开下去、而被迫“休会”。

汪精卫与李宗仁在“预备会”上的交锋虽然没分胜负，但汪精卫心中确是有点虚了。

因为，他也知道“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曾与中＊共＊有过的密切合作、确是自己的致命伤；而现在，已公开“**”了的汪精卫，很忌讳被人戴上“联共”或“容共”等“红帽子”；虽然，过去了的事情可既往不咎；但是，若真如“桂系”所指责的“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那么，李宗仁必会抓住这个把柄穷追猛打；自己也就有口难辩，下一轮再与“桂系”的交锋中则必败无疑了。

为此，汪精卫觉得不管情况是否属实，自己尚得心为上，得关照张发奎别在这一点上捅了漏子。

于是，汪精卫欲致《电》张发奎，要他“务必在第四军中实施‘清党’，以免授人以柄”；而为防走漏风声，特意派遣他的“妻子”陈璧君“亲赴广东”，当面向张发奎传达自己的《指示》。

汪精卫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准备如何对付“桂系”了。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席“预备会”，致使汪精卫在与李宗仁交锋时感到有点势单力薄；因此，他觉得应在“预备会”复会时设法把蒋介石请出，以共同对付“桂系”。

于是，汪精卫等人四处放话、要“请蒋介石出山”。

而受到“安＊国＊军”威胁的冯玉祥、阎锡山都致《电》蒋介石“力促他‘出山’”，以共同对付张作霖。

至此，尚在莫干山度蜜月的蒋介石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了；于是，他抛出了一份《致各委员书》，称：“国民革命之劲敌，决非军阀与**，唯武装同志不能确实认识中央权威之必要与最高性，政客从而利用拨弄，始为国民革命之致命伤。武力既可为党之保障，亦可为扩充自己权势之工具；吾人今日必须尽力促进武装同志之觉悟，防止政客捣乱、把持，确定建立党的中央，提高党权，申明党纪。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有不能牺牲个人之权位而阻碍此全体会议者，吾人因所反对，即不能捐弃过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极抵制全体会议，亦无可谅恕。”

蒋介石的《致各委员书》中，虽以“武装同志、政客”泛指；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桂系”的，并对于李宗仁、谢持等人的“退席”而致使“预备会”休会、无可谅恕的消极抵制“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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