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损得起，唯独“赔礼道歉”之类有损其皇家面子的事是断断不愿为的。何况，还得公开呢；如此，大清朝的皇家颜面往哪儿搁？但若是不依从，又能如何？慈禧太后心无定见了。

过了许久，慈禧太后才把李鸿章唤到跟前，要其“妥处”且设法“弥缝”，李鸿章心领神会。于是，这件本该由总理衙门接办的事就交由李鸿章去处理了。

李鸿章接手滇案后，当然尽心办理，希望能让慈禧太后满意。

他施出了一个“拖”字诀，对于威妥玛的要求既不道“不”也没言“是”，含糊其辞地应付着；如此，拖延了竟达年余；李鸿章希望通过拖沓久谈无果后，让威妥玛自动作罢。

因为，滇案的真相经其兄长李瀚章查察后已经明了，是英夷非法入境在先，景颇族人抗击在后；双方发生了冲突才导致了死人，其责任并不仅在中方。再，按照《国际法》中的有关准则，一个外国人在他国因其自己擅自采取的冒险行为而导致的意外，所在国是不必负责任的。

关于这些，李鸿章心中自然明白，只因身处弱国，虽是有理，嘴上却仍不敢强词而据理力争；何况，死的毕竟是对方的人，仅从人道言，给以适当的安抚也是情理中事；只是对方的要价太高了点，致使自己难以接受。

而威妥玛当然也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真情和《国际法》的有关准则，只是他避而不谈英国探险队的非法入境，而是以马嘉理是英国驻华公使馆职员，有“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的权利”为由，非要中国政府认错不可。因此，双方僵持久而未决。

威妥玛见如此僵持没有结果，英国政府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于是，更是摆出了一种强硬的姿态；表示拒绝而不再与李鸿章谈判了，愤然离开北京，并将驻于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馆人员撤到上海。

威妥玛的这个举动令人匪夷所思，有人则猜测“莫非是英国**与俄国人联手，真的要攻打北京城”了；于是，北京城内顿时人心惶惶不可收拾了。

威妥玛的这一着固然厉害，令李鸿章也招架不住了。

李鸿章担心若是真的因此而开战，那可比道歉、丢脸还糟糕；如此结果，怎能向老佛爷交待？于是，赶紧软下口气向威妥玛屈求，希望重启谈判，有话好商量。

然而，威妥玛却摆架子了，决不答应再赴北京谈判。

李鸿章无奈，只得求助于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并兼有中国总理衙门顾问身份的英国北爱尔兰人赫德，请其出面调停。让一个英国人来调停中英之间的矛盾，这对英国来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了；于是，赫德欣然接受。

此时的清廷和李鸿章，都把赫德看做了能帮助清政府摆脱困境的救命稻草。而其实，赫德比威妥玛更顾及英国政府的利益；只是，两人所处的位子不同罢了。

而赫德更明白李鸿章此时的心境，是担心“若是谈判失败，会使他丢掉一切”。于是，赫德与威妥玛两人，一个在前台而另一个在幕后、一个在明处而另一个在暗中、一个唱红脸而另一个唱白脸地配合得十分默契，把个李鸿章摆布得更是晕头转向了。

经赫德调停，威妥玛这才答应在中国山东的烟台重启谈判，终于使李鸿章舒了一口气。

然而，从新谈判后，威妥玛更是提出了“须将在马嘉理事件中，事先疏于防察而负有责任的中国云南的地方政府负责人、云贵总督岑毓英追究责任”。

威妥玛的这个要求，顿使李鸿章又傻眼了；岑毓英可是堂堂从一品的朝庭命官，若要惩处，也得由大清皇朝自行裁决，岂容得任由英夷随意摆布。这个要求，朝庭是定然不会答应的；若是让满朝的群臣知晓，岂不又要闹翻天了。

李鸿章明确表示，除了“公开道歉”及“惩处岑毓英”断难答应外，别的皆可商量。

赫德觉得，如此则英国政府所想达到的目的基本已就；于是，又从中调停了。最后，威妥玛也假惺惺地做出了让步，同意放弃李鸿章所言断难答应的那两条，这才给双方都有了妥协的余地。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经赫德的调停后，在被称为关税衙门的烟台东海关税务司公署内，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又称《滇案条约》或《芝罘条约》。

该《条约》分三端计十六款，第一端即为“昭雪滇案”；《条约》中虽没再提“清政府须公开道歉”，但仍须“派员赴英表示惋惜”并“赔偿英国二十万两白银”；同时，还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通商口岸，开放大通、安庆、湖口、武**、陆溪口、沙市为轮船停泊码头；且允许英国派员经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进入**及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还有“免缴内地税”等等。

总之，英国政府通过《烟台条约》得到的，比其原来想要的更多，也就心满意足了；从此，中国西南的大门让英国政府敲开了，英国政府的手开始伸向中国西南边陲这块清皇朝无暇顾及、闭塞而长期与世隔绝、但却包藏财富而又圣洁的地方。

而李鸿章签完《烟台条约》后，算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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