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万国良法，革旧维新；二、设‘制度局’，更议政事制度；三、采天下舆论，征天下通才，以为用。

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新政举措：“一是，采中西各法，振兴实业；奖励农、工、商，设立相应各局以辅；取消满人寄生特权，令自谋生计；以开源节流，充盈国库。二是，整改各衙门旧制，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精简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以整肃政事，消弭内耗。三是，淘汰旧伍，增建新军；令八旗改练洋操，建团练，行保、甲制；办兵厂，制新械，更军备；以强军励志，守土安邦。四是，革新科举，废八股，试策论；办学堂，兼西学，开报馆，立译局；鼓著述，奖发明，设专利。以广纳贤能，兴利除弊。”

如此诸多新政，令人耳目一新，光绪皇帝朱批“钦准”。

接着，就着手筹建制度局，并拟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个专局，以确保新政得到执行。

维新派的这些举措可谓规模空前雷厉风行，但却在士林中引起恐慌；特别是要裁撤衙门、取消特权等项，更是直接损害到了一些官僚与满清贵族的利益。

于是，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权贵们又告到了老佛爷面前，求老佛爷出面约束；此时，慈禧太后也才感到了情况有点与自己的初衷相背。

慈禧太后原以为，搞点洋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是有益无害，无损大清朝的根基，大可不必计较；但现在看来，这些维新派想搞的已超出了她的许可，若放任不管不加约束恐会失控甚至不测。然而，允许变法维新是自己放口的；才几天就改口食言又似有不妥，往后如何取信于天下？想到这些，这倒使慈禧太后一时感到为难了。

不过，慈禧太后很快悟到了，只要将朝政与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几个书生翻不了天。

于是，就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皇帝又连发了三道《诏》。第一道《诏》，将竭力主张变法、帝党中的领军人物、且身居军机大臣要职的翁同龢革职罢黜；第二道《诏》，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等所谓的北洋三军；第三道《诏》，规定凡新授予二品以上大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

慈禧太后这一手确实厉害，非但极大地削弱了帝党势力，并把军权牢牢的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同时，通过“当面谢恩”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令群臣望而生畏不敢妄为唯其命而从了。

光绪皇帝虽然也隐约感到了慈禧太后这一手的辛辣，但变法维新之举已如离弦之箭不可逆回；且长期受掣肘的光绪皇帝难得有此机会，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岂愿半途而废而畏缩止步。

所以，光绪皇帝已顾不得老佛爷在如何想了，仍我行我素地决意要将变法之事进行到底。

再，光绪皇帝毕竟是当今皇上，大清朝名义上的执政者，朝野也有强烈要求老佛爷还政于他的呼声；所以，他也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图依靠维新派通过变法能促使慈禧太后真正还政于朝。

而康有为等人以为有了光绪皇帝撑腰，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一纸《诏》书，天下人谁敢不从？所以，也忘乎所以地一意孤行而欲将变法维新之事一蹴而就了。

所以，此时的光绪皇帝与维新派的一帮人简直是无所顾忌，甚至于有点急不可耐而感到进展欠速。

而许多朝臣及地方官吏却因是初涉变法不谙其事，常显得办事拖沓而遭训斥，有的甚至为此丢官去职。

故而，变法维新没多久，朝臣及地方官吏皆暗自叫苦不迭惶恐难安怨声不绝，反而促使了他们对变法维新的极大抵触。

唯有潇湘之地，因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竭力支持，加之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协力，倒是把变法之事搞得有声有色。

为此，光绪皇帝给予了褒奖。

而曾为侍读学士、时任庶吉士的江苏宜兴人徐致靖，也因竭力主张变法而被光绪皇帝擢升为礼部侍郎。

徐致靖又向皇上谏言：“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并竭力推荐谭嗣同等人；于是，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也奉《诏》入京，同为军机章京上行走了。

许多维新派人士的破格重用，令一心想往上爬的袁世凯心活了；恰巧，其手下幕僚敦源正与徐致靖的侄儿徐仁录是姻亲；于是，袁世凯将徐仁录邀至天津叙，竭力表示对维新变法的支持，希望能得到推荐。

果然，徐仁录回京后，在其叔父徐致靖、师尊康有为面前竭力替其美言。

因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康有为也觉得此人可用；于是，亲自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折》，由徐致靖出面向光绪皇帝举荐了。

光绪皇帝阅过《保荐折》后，也有意起用；只因朝政繁忙，一时却搁下了。

袁世凯闻知已被举荐，以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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