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谏，太后更怒，反目相斥。忽天津阅兵，定有不测；诸卿当密筹妥议，设法应对。朕甚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众人见《诏》后，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七嘴八舌后却没一个好的主意。

忽然，康有为倒是想到了一个主意，言：“天津阅兵，正值新军所在；何不起用袁世凯，委以重任，令其保皇，岂不无忧哉？”

康有为言毕，谭嗣同的好友、长沙人毕永年却表示反对，言：“袁世凯宵之人，不可信用。”

康有为却不以为然道：“松甫公之言差矣，吾知袁世凯，此人曾为强学会同仁，热衷维新；且手握新军，非旧伍可比；千钧之时，正可大用。”

言毕，康有为取出一函又言道：“此乃袁世凯致吾亲笔函，彼言‘愿为维新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此肝胆，何疑之有？”

至此，众人才释疑无异言了。

于是，康有为等人即再向皇上谏言：“宜重用袁世凯，方能保天津阅兵无虞。”

光绪皇帝这才想起了康有为曾有《保荐袁世凯折》，复又取出重阅后觉得固然可行，即朱批恩赐擢升袁世凯为二品衔的工部右侍郎。

于是，九月十六日，袁世凯应《诏》进京受封；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并命其继续统领新军，且可“不受荣禄约束”。

至此，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心中大悦；于是，在京逗留几天，拜访了军机大臣刚毅、裕禄等人，并再次答谢了康有为、徐致靖。

且，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闹僵后，开始觉到了她的这个皇儿已不是可控制的了。

虽然，慈禧太后接着就下《懿旨》宣布要去天津阅兵，给了不听话的皇儿一些压力。但是，当想到皇儿竟敢当面顶撞她这个额娘，更是气恼难受了；心想，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不定哪一天他甚至会不认我这个额娘呢？所以，仅此施压看来还不够；不若趁自己尚能呼风唤雨时，痛下决断以免后患；总不该继续放任，待其腰板硬了反受制于他不成？

慈禧太后正如此想时，御史杨崇伊匆匆进来，密奏：“皇上轻信康有为之言，欲与美、英、日三国结为合邦；由各国共选掌故者，专理兵、政、税及外交诸事。吾闻日相伊藤博即日到京，皇上欲聘其为顾问。如此，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此事断不可为，老佛爷不可不顾耶！”

慈禧太后闻言，更是惊愕了；她最担心的，就是光绪皇帝与外国势力联合；因为，那样自己就难以对付了，这比几个书生帮他搞所谓的维新更令她害怕。

此时，慈禧太后觉得事态已经十分严峻，必须当机立断不容再迟疑；于是，决定即刻返回紫禁城临朝训政，以扼阻事态进一步恶化。

就这样，九月十八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启程回紫禁城了；同时，派遣杨崇伊持了她的《懿旨》，命荣禄迅速调兵进京以防不测。

慈禧太后出其不意地回紫禁城临朝训政，令光绪皇帝慌了手脚；赶紧再传出一份密《诏》，直言“朕位难保”，诸卿“设法救驾”。

此《诏》更是言辞凄怆情势危急，众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设法，有的忍不住抱头痛哭。

谭嗣同厉声喝阻：“七尺男儿，何作儿状？皇上蒙难，为臣者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事已至此，哭有何用？须当机立断，不若《诏》告天下，召劲旅勤王；一举诛灭佞臣，驱逐老妪，岂不快哉。”

梁启超却道：“明《诏》天下，恐于皇上不利，故不可行。不若觅一二能勤王者，密与联络，相约举事，方可成功。”

康有为接口道：“卓如所言极是，吾视朝中能将者，唯有袁侍郎可用；彼新受皇恩，当思报答；令其效命，正当其时。彼尚留京未归，可速往不迟。”

众人缄默良久，觉得别无良策权可如此了。

谭嗣同则自告奋勇愿往，游袁世凯。

当晚，谭嗣同即赴袁世凯下榻处法华寺造访；未待下人禀报，谭嗣同已径自闯入。

袁世凯正秉烛夜读，见谭嗣同急至，未知所为何事？心中甚是诧异。没待袁世凯动问，谭嗣同已开门见山地将“皇上临危，命悬一线，令汝勤王”诸言和盘托出。

言毕，谭嗣同撩起衣襟，手握内藏凶器，声色俱厉道：“如有贰心，吾与汝同归！”

袁世凯闻言惊愕，噤若寒蝉不能言；稍顷，才定神缓道：“复生何出此言？皇上蒙难，臣子勤王，义不容辞；虽肝脑涂地，吾何惜？然急切反恐有失，而于皇上不利，故当从长计议。吾闻皇上与太后，将赴津阅兵；届时，既入吾营，皇上一声号令，袁某即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大事可成，岂不美哉？”

谭嗣同却道：“非也。慰亭公所言虽是，然天津阅兵有待时日；而今事急，岂能久候？须当机立断，不可迟缓；缓则必误，无以告天下。”

接着，谭嗣同干脆提出了要袁世凯回天津先杀了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围困颐和园将慈禧太后幽禁起来，以便逼迫慈禧太后真正还政给光绪皇帝。

袁世凯闻言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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