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江苏省教育会致《函》教育部，则更是直言：“陈独秀被捕，众情疑骇，谓将兴字之狱；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请从速省释，以免各方误会。”

胡适则以与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同乡的关系，也致《函》恳请“为陈独秀保释”。

同时，民国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九所高等院校的校长也都致《函》教育部，愿为陈独秀保释。

接着，一些社会名流与政界人士也纷纷发声了。

章士钊致《电》谴责：“忽兴网，重激众怒。”

孙中山则当着正在上海的内务总长许世英的面，痛斥：“你们干得好事！”

而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也《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

如此多的呼声为陈独秀开脱与保释，令北洋政府不知所措了，真是关也不是、放也不是。为免触犯众怒，段祺瑞权衡利弊后只得放人了。

于是，将关押了三个月的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获释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并因入狱而更受世人瞩目与称颂了。

可是，陈独秀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仍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密监视，其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被查禁了。陈独秀觉到不能再在北京待下去，遂带了尚未查禁的《新青年》回到上海，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而李大剑则仍在北京，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自此，李大剑留于北京，陈独秀居在上海，遥相呼应共同为华夏的新生而奋斗，遂有了“南陈、北李”之称。

“五·四运动”后，《每周评论》虽被查禁了，但由进步社团创办的报、刊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一时间，全国的报、刊骤增四百余种。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由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而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此时，刚从日本明治法律学校毕业回国、又就读于天津南开大校的江苏淮安人周恩来则与校友马骏，及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的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人，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二十名男女青年，组织成立了一个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成员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编印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与《觉悟》杂志。

周恩来则在其主编的《觉悟》上发表了《觉悟的宣言》，中提出：“要铲除一切不合现代进化的军阀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旗帜鲜明地与旧制度决裂，向旧社会宣战。

此时，“抵制日货运动”也愈演愈烈，凡经营日货及为日方服务均在被抵制之列。一时间，国人皆以使用日货为耻，谁也不愿再用日货了；甚至于将大量的日货集中烧毁，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致使许多商家不敢再进日货，连海外的许多华侨也与日本断了关系。

在“五·四运动”**时的七月，因“抵制日货运”而使日本对华出口额几乎为零。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国人则以售卖国货为荣；某商家还在店前贴出一副对联“同胞热心提倡国货，诸君协力挽回利权”以显示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中国人的“抵制日货运动”令日本政府大为震惊，一面给北洋政府施压要其设法平息，一面则**裸地用野蛮手段压制中国人的抗日情绪。

十一月十二日，日本驻福州领事半岛舍松则组建了一支数十人的所谓敢死队，由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率领在福州城内无端滋事呈凶，砸抢了沿街多家中国商店与餐馆，并袭击殴打过往的中国平民，连前来劝阻的中国巡警也遭毒打，致使中国学生黄玉苍、郑学谦、刘钟植及中国巡警史孝亮等十余人被殴重伤，酿成了史称“台江事件”的“福州惨案”。

“福州惨案”发生后，民众对于日本人的暴行更是义愤填膺了，群起而将江口善海等凶犯当场抓获扭送至官府。

但是，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却反诬“‘台江事件是中国人抢夺日本商人的货物而引起的冲突”，并以此为借口调来军舰欲以武力相威胁。这一下，福建当局骇怕了，不敢得罪日本人；于是，赶紧将江口善海等人送还给了日本驻福州领事馆。

福建当局的懦弱媚外之举，激怒了福州民众。

消息传开，中国各地的民众也都群情激愤了。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各界群众数十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声援福建，也发动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并焚烧日货。

天津当局则派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但是，学生并没有被当局的倒行逆施吓倒，反而更激起了共愤。

翌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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