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跟随一个骑驼人、一匹马及一条狗。说明自远古时期起，从罗布泊通向龟兹的大道上，骆驼就是龟兹人祖先的重要驮运工具，也暗示在龟兹，绿洲文明和游牧文明很早就发生了接触和融合。

东西融合的史前文化，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不同人种、不同血缘和不同人文地理背景的居民往往创造出不同类型的文化。细石器时代后的铜石并用时代，以船底形石核石器为代表，具备中原文化特征的细石器的“东方型文化”与以几何形石器为代表、具有中亚文化特征的石器文化，一齐进入龟兹地区，两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形成了古龟兹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在龟兹古国境内，至今发现的铜石并用的遗址有四个：柯坪遗址、阿克苏城东遗址、喀喇玉尔衮遗址和库车县南郊的哈拉墩遗址。

龟兹国境内的天山和确勒塔格山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矿带分布广、埋藏浅，极利开采，为早期铜矿开采和冶炼—也为青铜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斧、铜镜、铜勺、纺轮、锥、扣、项圈、耳环等小型生活用具和装饰物品。

出土铜器的鉴定表明，其加工工艺主要是锻制和铸造。如铜刀、铜锥、铜项圈、铜环等为锻造，而铜斧、铜镜、铜勺、铜扣、铜纺轮等则属铸造。其金属成分测试表明，其中有红铜器和青铜器，而以锡青铜器为主。

从铜器成分来看，克孜尔遗址和墓葬当属青铜文化无疑。但是从元素的组成分析看，铜器中锡元素多，而几乎不含有铅等元素，这与邻近的焉耆盆地的和静大西沟、拜契尔墓葬以及东部哈木的天山北路、黑沟梁等墓地发现的铜器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同公元前2 000年到 1 000年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铜器相一致。克孜尔墓地的铜器以锡青铜为主，铸造和锻造的工艺并存，并出现叠压锻打的工艺，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特点。

广袤的龟兹大地，其天时和地利曾孕育了悠久的灌溉农业文化。考古发现，刀耕火种的定居种植遗址主要发端于河流中下游的古老绿洲之中。明确可见与种植农业生产有关的实物资料，主要有石质的各类农具，如磨制的石斧、石锄、石镰、磨盘等。石镰曾是古代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工具，龟兹地区也不例外。如阿克苏县东喀喇玉尔衮、库车的哈拉墩、轮台的克尤克沁、拜城的克孜尔等遗址都有发现。尤其是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石镰造型比例合理、实用、美观。这些石镰均呈长条形、弧背、凹刃或直刃，一端收缩成尖，另一端宽圆钝或斜直，便于安装木柄用以收割农作物。石镰的使用是绿洲农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里程碑。这类石镰的形制与我国青铜时代的殷墟石镰，中亚两河流域、费尔干纳青铜时代的楚斯特石镰大体相同。石镰不仅是亚洲地区远古农业生产中的农具，从其磨制工艺和造型看，无疑也堪称史前时代的艺术珍品。

龟兹人祖先的人种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超级难题，一直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让我们试着从扑朔迷离的考古发掘中来寻找答案吧。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地处天山山脉南坡丘陵地带的温宿县包孜东乡西北发掘出一座公元元年前后的游牧民墓葬。这个墓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种学的窗口。

这个墓葬共出土10例颅骨（男二女八），经人类学专家进行24项观察和65项测量得出的结论称：“从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可以看出，该批颅骨既具有黄种人的大部分特征，也有一些白种人的明显特征（如面部突变、鼻颧骨、鼻骨最小且高，鼻指数，梨状下缘形状等）。”而一座突厥族古墓出土的颅骨特征却是“鼻颧骨146，总面角86，齿槽面角86，说明面部扁平，并为平颌型；犬齿窝中等，不发达的鼻棘，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形等特征，明显属于大蒙古人种的性状。……这例头骨，虽具大蒙古人种的许多基本特征，但有些项目却超出大蒙古人种的范畴，而极接近或者就落在欧罗巴人种范围之内”。秦汉时期龟兹地区已有不少蒙古利亚人种，同时还呈现不少白种人的明显特征。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地方—众多东西方人种在这里交叉、渗透、纠缠、汇聚。

包孜东乡古墓出土人颅骨分析清楚地表明，龟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民族迁徙的大走廊，除土著的龟兹人之外，来自东西方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流、融合，他们在这个世界东西方人种相互渗透的人类博物馆里，融合形成了具有共同民族特征与文化心理的新的共同体—“龟兹人”。

在远古时期，龟兹国虽有不少讲东伊兰语的人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不断进入西域，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人进入天山南北者更多，如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突厥、回纥等各族；另还有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的鲜卑、柔然、蒙古等族，从而使龟兹地区形成了以突厥—铁勒语族为主的突厥语族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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