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打多，再打多叫……“鞭尸”……也不准打非整数，没人肯动手给犯人“笞三十七”“杖六十六”。

贬为奴婢去做苦役，叫“徒刑”，往往跟“流刑（流放远地）”并用。徒刑也分五等，即做苦役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流刑”分三等，即流放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死刑”只有两种：绞刑，用绳子把人勒死，因为可以留个全尸，是较轻的一种死刑；斩刑，砍掉头，是较重的死刑。

唐代合法的刑罚，只有以上这些。除此之外，那什么夹手指啦，割耳朵啦，砍手砍脚啦，剥皮碎剐啦，绑台上烧死，沉水里溺毙，被三炮捧杀……一律属于法外的“私刑”，您在正式的朝廷文件里是看不到这些的。

什么，您问啥？——知道不能剐人了，但为啥也不能诛九族？这不是很古老的刑罚吗？

咳，唐以前的刑罚，作者俺没研究过，唐代的种种非法私刑，咱也暂时先不论，只说《唐律疏议》上规定的合法刑罚，最严重的十恶之首“谋反”，处刑也不过是：正犯斩首，正犯的父亲和成年儿子绞死，“三族”之内的亲属受牵连没收财产或流放，仅此而已。

您说您脑子有点乱了？唉唉，咱们来看个具体的案例吧，比如您手上这宗案卷，就可以是一桩涉刑很广泛的罪案。

这桩谋反案的揭破起因，是长安城万年县永宁坊里两个地痞打架，被路过的片儿警（武侯）逮到，扭送见官。

当然了，**打架这种小事，根本不会惊动您所在的刑部、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关过问，甚至京兆尹（长安市市长）、万年县令（长安市万年区区长）很可能也懒得理，由万年县的“法曹参军”（负责司法事务的区长助理）王五审一下：两人都只轻微见血，没大伤，但**张阿三打架时抄了板砖，杖六十；**李四奴是空手打的，没用凶器，笞四十，各人打一顿屁股完事。

张阿三一拐一拐回家，想到自己比李四奴多挨了二十板子，气恨难平，于是隔天又找到王参军告发：“李四奴那小子不是好人，几天前我见他夜里跟别人一起往他家搬财物来着，不是偷来的就是抢来的。”

既然有人告发，县里也不好不理，派些城管协勤（唐代管这些人叫“**人”_o）去李四奴家搜查一下。其实谁也没当回事儿，就算在李家搜出了一些赃物，只要不值五匹绢的钱，那也不过是再把李四奴打一顿而已。

没料想，**人们回来了，一个个气色不正，口眼歪斜。王五见状笑问：“看来李四奴这小子还真偷了不少东西啊？比五匹绢还多？那就得徒一年了哈。他去做苦役倒也没啥，就是“徒”以上的刑罚得县官甚至京兆尹来审理，还得送大理寺去判决，忒麻烦。李四奴这小子真该死。”

**人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人闷声说：“嗯，他偷的东西比五匹绢值钱，值钱得多。”

王参军皱眉了：“不是吧，偷一尺绢杖六十，多偷一匹加杖十下……偷够五匹绢徒一年，偷十匹徒一年半，十五匹徒二年……偷够三十匹绢就要流放二千里，偷五十匹绢流三千里加二年苦役，这是窃盗罪的最高判刑了。李四奴他到底偷了多少东西啊？”

**人说：“他偷了件龙袍。”

“………………”

案件上报给万年县令，县令上报京兆尹，京兆尹上报大理寺。事关重大，大理寺又上报宰相奏明天子，指定刑部、御史台各派官员，会同大理寺官员进行“三司会审”。您穿越上身的这位刑部侍郎某，这才参与到案件中来。

一边侦查一边审理，李四奴受拷不过（“这杀材真没用，打二十板子就招了，最多可以打三次总共二百板呢！”大理寺官员来某评论），全盘供出同伙数人，其中一人是贵官邵禄柔的家奴，负责看守邵家仓库。龙袍，还有其他财物，都是从邵家偷出来的。

李四奴一伙的窃盗案至此审理清楚，下一步侦讯重点转为邵禄柔私造龙袍谋反案。在那之前，咱们先把李四奴一案涉及的各色人等处分清楚。

主犯李四奴等数人，盗窃伪龙袍及金银器若干，价值超过五十匹绢，每人都流放三千里加苦役二年。同时，从他们的家产中罚没相当于赃物两倍价值的财物；

李四奴藏匿赃物，本来还另有处罚，因上述窃盗罪处罚已经达到上限，不再加刑；

永宁坊坊内出了一名盗贼，本坊里正（街道办事处主任）应笞五十，因三十日内破案捕获盗贼，里正免罚；

首告人张阿三可以得赏钱，李四奴等人被罚没的相当于双倍赃物的财产里，扣除赃物那一份，剩下一份，分给张阿三和出力捉盗的**人们作为赏钱。

张阿三欢天喜地叩头领赏走人，李四奴痛哭流涕收拾东西去服刑，下面可以审理邵禄柔私造龙袍案了。

本来呢，这个邵某如果只是自己缝了一件龙袍甚至是偷了龙袍玩cos，倒也不能算“谋反”，“盗乘舆服御物罪”的处刑只是流放二千五百里。但是随着侦查的深入，发现这人不仅造了龙袍，还造了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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