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中央直接管辖就是累死也管不过来啊。既要对地方有效控制，又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于是二者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隋朝速亡，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现代通信技术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但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很明显中央也是会抓狂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的藩镇就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倘若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是藩镇。譬如说海峡那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并不等同于后来的藩镇，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的。唐朝立国前50年，对外战争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唐高宗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个进攻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言之，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的这种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广设军镇，划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可见，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战区开始变身藩镇。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少兵，为了抵御叛军，朝廷于是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成立领导班子，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藩镇；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巍巍大唐总共有多少个藩镇？李吉甫《元和国计薄》统计为48，《新唐书·方镇表》统计为42个，可见不同时期，藩镇的数目是有变化的，总之就是四十多个。后世历史学家将这四十多个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

其一为“割据型”，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代表，号称“河北三镇”，属于安史老巢的安史余党，此外也有少数藩镇短暂加入割据行列。

其二为“防遏型”，以河东、宣武、义武、义成、昭义、武宁等为代表，这类主要在中原地区。安史之乱期间，中原藩镇与叛军厮杀最为激烈，所以安史乱后，这些藩镇继续担负着保卫京师，威慑河朔的任务，也是削藩战争的主力。

其三为“御边型”，以泾原、邠宁、鄜坊、凤翔、西川等为代表，这类藩镇主要位于西北西南边疆，负责抵御外敌入寇。

其四为“财赋型”，指浙东、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东南藩镇，这类藩镇是唐朝的命根，为朝廷提供赋税，也对朝廷最为忠心。

通过这个分类，可以看出，藩镇割据只是极少数藩镇的行为，主要是河北三镇，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也不过八个，只是唐代藩镇总数的零头。而且据统计，从安史乱平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黄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这111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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