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重，有能无德者，虽一时之用，必患于天下也，有德无能者，犹举而用之，无济于事也。今以试取之能，然何以取之德？孝悌亲别离，茂才不知书，便为今之碍也。』

『裴氏子垣之事，当借此事，核查德能二者而问也。事是否完其职，德是否尽君恩，若皆无碍，当自去之，若有其缺，当直言之，勿使余者引为例也！』

司马懿的言论么，听起来似乎就比韦端的要好一些。

或者说比韦端的说辞要更进一步。

大概是因为司马懿并非是裴垣的直属上司的原因，所以谈起这样的事情来，也不会有什么畏缩和避讳。

那么司马懿所言，是否就是完全站在斐潜的立场上的呢？

很显然，并不是。

毕竟司马懿的屁股下面的位置和斐潜不一样，因此抛开了司马懿表面上的那些东西之后，所暴露出来的东西，也是可圈可点。

韦端是长安坐地户，年纪又长，当上了参律院院正之职位，旁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司马懿和韦端不一样。司马懿年轻，至少比很多自诩为『饱学之士』的人都要年轻，而在很多时候，年轻就是罪过。

斐潜让司马懿出任大理寺卿，虽然说在斐潜之下，并没有所谓的『三公九卿』之说，也不会有这样的等级，但是这个位置若是按照大汉之前的惯例认知，也几乎等同于九卿，并且司马氏也不是关中姓氏，在大汉当下也并不是什么显着世家。

温县司马真要出名是等到历史上司马懿一家子都当官了之后。

当下一个司马徽，一个水镜先生的名头，并不足以支撑其职位，司马懿目前所承受的非议自然不小，面前笑呵呵，背后戳背影的事情肯定遇到了不少。

所以司马懿的建议，简单就是，查！

不仅是要查裴垣的，还要查其他官吏的！

而且斐潜觉得，司马懿这样的一个建议，甚至还有更为深层的意思，只不过斐潜当下还没有能够完全想得出来。

相比较之下，这韦端比起司马懿来说，年岁虽长，但是这多吃的那些盐不怎么顶事啊！

呵呵……

斐潜微微而笑。

所以说啊，官吏靠所谓的什么品德来规范其行为，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斐潜之前所说的那些『礼』，不落到实处，便都是虚的。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表示这五项是所有儒家学子，学习经文的士族弟子的最基础的日常行为标准，表示『无常』是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

但是很可惜，这个所谓的『最基础』，『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啊……

儒家子弟，学习经文的这些人，口口声声将『五常』封为座右铭，作为人生格言的学子成为了官吏之后，往往跟随着不是脑袋走，而是跟着屁股动。

这种问题若是成为了『常态』，甚至是连统治阶级都认可的『常态』，那就有意思了。

谁都知道，人的脑袋不能长在屁股上，可是当这些由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些把持着朝堂喉舌的，平日里面道貌岸然的，实际上跟着屁股跑的官吏，其所做所为，常常会令人扼腕而叹……

斐潜觉得，如果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诉诸利益是胜过诉诸道德的。

但是有时候，讲利益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宋朝是最为典型的『与士大夫共天下』，就连皇帝都亲口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皇族是真的分享利益给官员士大夫阶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维护宋朝统治，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姑且暂时不论这样的宋代政治制度究竟好不好，但是当宋代灭亡的时候，并非所有人都对于这种『共同利益』表示认可，在对于对宋理宗、宋度宗两朝的328名进士在入元后的去向做了统计，自宋蒙战争爆发以后殉节者有71人，占21.65%；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占53.05%；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

说明即便是整天宣讲，也确实做到了利益共同体，实际上的效果依旧是一般，愿意站出来抵抗的宋代士大夫，其实也没有超过四分之一，甚至大多数的人是选择高高挂起，表示于某无关。

到了明朝的时候，更加糟糕。

明朝则是尽量把权利收归皇族藩王，对于官吏的要求，一开始就拔得很高，对于贪官的惩罚制度也非常的严厉，并且朝堂上下都推崇道德，尤其是官吏的品德，要求官员们在俸禄很低的情况下要克己奉公，甘于贫苦。

但是效果呢？

想一想都知道，明代这样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怎么可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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