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民政府”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中先后出现；为便于区别，史家通常将不同时期的“国民政府”冠上所处城市名相称；故而，一九二五年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则通常被称为“广州国民政府”，但通常情况下也以“国民政府”简称。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于七月三日相继成立；汪精卫兼任主席，委员有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等人。

如此，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名义上都已落在了汪精卫手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了。

元首角逐的尘埃落定后，廖仲恺虽是落选，但他心中甚是坦然。

因为，廖仲恺本来就无权欲；现在，看到汪精卫当选，倒是觉得总比右倾的胡汉民来得好；所以，立即坦荡诚恳地表示了对汪精卫的拥护。

汪精卫因廖仲恺能有如此君子气度而甚感欣慰，俩人间关系较选前融洽了。

于是，汪精卫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仍将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交予他把持，以示对他的信任与依托。

廖仲恺欣然受命，在尽力为国民政府当好大管家的同时，则又一如既往地以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己任。

恰在此时，发生了“沙基惨案”，廖仲恺即又积极投入了反帝斗争并尽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这却更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仇恨。

而一心想坐大位的胡汉民，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很不是滋味；因此，政治立场本来就摇摆不定的他更显得右倾了。

于是，国民党的右派势力遂打算将胡汉民拉过去；以利用他多年积蓄的政治力量，联手对付汪精卫与廖仲恺。

汪精卫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即对助选的许崇智给予了回报；不但让许崇智进入了仅有五人的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的权力中心，还委以军事部长及广东省长之职；如此，许崇智也可算是心满意足了。

于是，许崇智不再回潮州、汕头驻地而留在了广州。

许崇智带兵治军自有一套，上战场时军纪甚严；因此，将士在战场上能奋勇杀敌致使胜多败少。而下阵后，则宽松无约束了，军中也就存在了一股奢靡的旧军阀的诟病；久而久之，连许崇智自己也一度沉溺于鸦片与女色之中不能自拔。

而今，许崇智当上了军事部长并留在了广州；许崇智很体恤他的部下，欲让他们也回广州来与君同乐。

恰在此时，第一次东征后败逃香港九龙的杨坤如，遣人来向许崇智求情，表示“愿改弦易辙，效力于国民政府”。正欲让其部下撤回的许崇智，心想正可让其接防；于是，甚是大度地不咎其罪，反而委以建国粤军第五军军长之职，让杨坤如仍驻于惠州；然后，一道命令，将他那尚驻防在粤东等地的部属撤回广州了。

就这样，许崇智将驻防粤东的任务交给了杨坤如；于是，杨坤如复回惠州老巢，这却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的。

且，杨希闵与刘震寰被驱逐后，俩人开设的筹饷局与花捐局却未被取缔，只是易手让李福林的福军接过去了。

而已养成了奢靡习气的“建国粤军”撤回广州后也如鱼得水，即也私自收取花捐、赌捐以实私囊，与福军分食这块肥肉了。

于是，广州城内更是妓院、烟馆、赌场随处可见，一片乌烟瘴气。

如此一来，大量的钱财通过花捐、赌捐的渠道，流入了“建国粤军”与“福军”将官们的私囊；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因此而锐减。

对此，身为财政部长的廖仲恺焦虑万分；遂请蒋介石帮助，欲加以抑制与整肃。

蒋介石与廖仲恺自从筹办黄埔军校共事以来，一直关系良好；且廖仲恺对事业的执着热忱、为人耿直大度坦荡无私，很使蒋介石感佩；何况，蒋介石对于旧军阀中的这些陋习也深恶痛绝；因此，就给予廖仲恺全力支持，即派遣黄埔军校学生四出查封了广州城内的一些妓院、烟馆、赌场。

廖仲恺与蒋介石俩人此举，势必损害到了“建国粤军”与“福军”将官们的利益；断了他们的财路，恰如剜肉般的令他们心疼；因此，两军的将领们都把廖仲恺与蒋介石记恨于心了。

且因，廖仲恺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可谓是能呼风唤雨之人；因而，不免令他们担心，俩人或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使他们遭遇像杨希闵、刘震寰那样的厄运。

在此危机感的驱使下，七月十日，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梁士锋、张国桢、杨锦龙等将领，在李福林的家乡广州珠江南岸的大塘村聚会，商议对策以维护各自的利益。

聚会中，杨锦龙甚至于提出了：“干脆将廖仲恺与蒋介石剪除，重组政府。”对此，李福林与魏邦平等人却觉得未免太过而不能赞同。

最后，众将领发了一通牢骚后，所谓的大塘会议无果而散。

而此时，国民政府改组后失意的原香山县长朱卓、大总统秘书林直勉等右派人士，也认为“要推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首先要将亲苏、亲共的廖仲恺等人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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