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之所以要辞职，无非是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的**威震慑了，而并非其真意；现今，汪精卫尚在欧洲，不知道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及党内同仁对他的期盼，若是让他知道了这一切必不至于此。

所以，得设法让他知道国内的一切，以使他打消“辞职”的念头而从速回国。

于是，吴玉章、顾孟余与何香凝商议，不若联络各省、区党部，设法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以促使“迎汪复职”之事的实现。

何香凝是提议人，对此心中自是甚切当然“赞同”。

为此，仨人分工；由顾孟余去联络北方各省，吴玉章到长江流域一带活动；而何香凝则去与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联络，以求得中＊共＊的支持。

不久，通过仨人的运动，“粤、桂、湘、鄂、冀、陕、甘”等省党部即相继《通电》，纷纷要求“汪精卫销假回国视事”了；连已更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了的原“黄埔军校”，其校党部也《通电》称：“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

于是，“迎汪复职”的呼声不断、沸沸扬扬了。

而陈独秀获知“国民党左派”欲行“迎汪复职”后，想不好是该支持、还是反对？

按，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与《整顿党务案》对中＊共＊进行排挤与打压，陈独秀心中很不好受而十分气愤也曾欲伺机反击；而今，“国民党左派”欲行“迎汪复职”，正可借机对蒋介石还手，以出一口憋了多时的窝囊气。

然而，陈独秀要考虑的是“此事行后，可能导致的结果及利弊”，而不仅是出气；因此，犹豫不决了。

于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化名吴廷康的维经斯基商议；并于九月十六日召集中央会议，就此事专门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对策。

会议认为，自从“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后，已显现了蒋介石在开始右转，同时也暴露了他有极强的权力欲；汪精卫若能回国复职，当可对其有所抑制。

所以，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迎汪复职”应给予支持。但应明确指出，“迎汪”的宗旨应基于“有利于中国革命，有利于将中国革命主导权回复到‘国民党左派’手中”。

而鉴于眼前局势，要达到此目的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迫使蒋介石往左转，执行左派路线，若能如此果然理想；但是，鉴于蒋介石以往的所作所为，欲求如此只能算是一种希望，真要实现却是难。二是，“迎汪复职”后“倒蒋”，由他人取代蒋介石；鉴于蒋介石的实力现在尚有限，且国民党内欲取代他的大有人在，看来并不难。

但“倒蒋”后，可让谁来取代蒋介石执掌军权推动“北伐”呢？

虽然，“国民革命军”中有诸如唐生智、李济琛、李宗仁等有实力之辈；但这些人原都是如吴佩孚、张作霖之流的军阀，并不比蒋介石好得了多少。至少，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多年，一度曾表现得十分左倾；后来虽有“排共”行为，但还不至于完全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跟苏联与中＊共＊决裂；也就是，没破底线尚能接受。且本党与蒋介石已接触多年、有所了解，而那些军阀出身的军界要人，至今给人的印象却都如同蒙着一层面纱、难识真面目，不禁令人心存忧虑；要是真让他们中的某一位取代了蒋介石，若情况变得更糟，如何是好？

何况，眼下正是“北伐”的关键时期，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即“北伐军”总司令，怎可倒就倒？有道是临阵换帅乃军之大忌，若在此时“倒蒋”必会影响大局，甚至于功亏一篑而导致“北伐”失败，这却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故而，“迎汪复职”后“倒蒋”，是不可取的。

如此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行了；即是，“迎汪复职”后仍保留蒋介石在军中的地位，进而促成“汪、蒋联合”，以形成“汪精卫主政、蒋介石治军”的格局；如此，既可保证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又能保证军事上再接再厉取得“北伐”全胜，岂不是两全其美？

经过如此这般探讨后，最后求得一致意见，决定“支持‘国民党左派’的‘迎汪复职’，但须力促‘汪、蒋合作’”。

而蒋介石对于何香凝的提议“迎汪”，确实感到十分意外；不过，他细加琢磨后却已觉到何香凝的初衷并无恶意，只是处事不当；所以，蒋介石并不记怨于她。

蒋介石担心的是，何香凝的这个提议或会让“国民党左派”利用，以对他发难。

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左派”趁此机会很快就将“迎汪复职”之事在党内闹得沸沸扬扬了。

蒋介石明白，“国民党左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是针对自己而来的。不过，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左派”毕竟仅是些只会耍嘴皮子的儒夫子，用不着太放在心上。

令蒋介石确实感到有点害怕的，却是他那“黄埔军校”中的弟子也跟着起舞了；因为，“黄埔军校”是自己的地盘，原以为“中山舰事件”后已将中＊共＊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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