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分子》，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以“要求‘国民党中执委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中＊共＊采取‘非常紧急处置’”。

蒋介石即予《函》复批示：“事关叛乱党国，十万火急，各军汛地令行照办。”

如此自导、自演后，蒋介石欲行的“分共、清党”也就变成了是“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显得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了。

四月一日，正在蒋介石紧张筹划并欲对中＊共＊实施镇压之时，汪精卫却在众人的千呼万唤下终于姗姗地回到上海了。

汪精卫的回国，无意间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迫使他放慢了欲对中＊共＊实施镇压的脚步。

因为，汪精卫是在党内众多同仁的竭力要求下回国的；且其仍冠着“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岂可当着他的面贸然妄动？所以，最好是能将汪精卫拉入伙，以使自己的行动更具正当性。

为此，蒋介石立即发表《通电》，假惺惺地表示“自己此后可以专心于军旅了，所有政治、外交、财政诸事端，率听汪主席，完全统一于中央。”欲以此向汪精卫示好，且将其笼络。

同时，蒋介石又与其亲信吴稚晖一起到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的公馆内，去与下榻在此的汪精卫晤谈，欲促使汪精卫在“**”问题上与他们合作。

为了动汪精卫，吴稚晖绘声绘色地道：“中＊共＊已在汉口、南京等地指使工人冲击租界，并喊出了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乱党，若再放纵，岂非养虎为患？当从速清除。”

蒋介石则更是直言：“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要将鲍罗廷从‘国民政府’中赶走，实行‘分共、清党’；而今，汪主席您回来了，此事就请你来做；你若不愿为，则由我自己做。”

蒋介石这番话倒是真言，确是希望汪精卫能留下来帮他“分共、清党”。

因为，蒋介石明白，自己若是“**、清党”，“武汉国民政府”中那班“左派”必会群起反对、指责声讨他；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中的唐生智及只听愿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人也定会跟着起哄，对他蒋介石发难。

而更令他忧心的是，被其视为“嫡系”的第一军中似乎也出现了分化，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等人都表露出了开始“左倾”。而“黄埔三杰”之一、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兼“补充第五团团长”蒋先云，此时也已离开自己投奔“武汉国民政府”去了；并倡议成立了一个“黄埔学生‘反蒋’委员会”。

这些无疑都是实施“分共、清党”的障碍，令蒋介石深感头疼。

因此，蒋介石确是希望能利用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帮他稳住阵脚；至少，在自己实施“分共、清党”时，能帮他减少一点阻力。

为此，蒋介石这才对汪精卫直言相告了。

然而，汪精卫听了蒋介石等人所言后，心中甚是矛盾。

虽然，汪精卫对于中＊共＊也很不信任，他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观点大同异，心底里也是赞同要对**有所抑制；但却还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急着要“分共”，更不想一棍子就将中＊共＊打死。何况，汪精卫十分清楚，党内同仁、特别是那些“国民党左派”之所以迎他回国，那是将他视作“国民党左派”领袖、能继承前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之故。

因此，这块“左”字的招牌，对他汪精卫来是何等的重要、轻易舍弃不得；否则，就会冷了渴望他回来的众多党内同仁之心，自己也就会立即失去在党内立足的基础。

所以，即使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同感，但现在还需要继续扮演他那“‘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角色。

况且，汪精卫觉得，蒋介石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且其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对自己仍有威胁；在权位的争夺上，自己与蒋介石的利害关系也是明摆着的难以完全得到调和。而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存在，正可被他用以与蒋介石抗衡；所以，从自身利益考虑，汪精卫也不愿跟着蒋介石起舞。

不过，汪精卫十分清楚蒋介石的为人，不是好得罪的；“中山舰事件”在汪精卫心中还留有阴影心有余悸；因此，汪精卫又不敢对蒋介石明言“不”，这却使他感到为难了。

最后，汪精卫只好：“我刚回来，对国事如蒙，不甚详察；所言之事关系重大，岂敢擅断？须待‘二届四中全会’议决，方可实行。”

蒋介石见勉强不得，也就没再迫他表态。

就在蒋介石欲拉汪精卫一起“分共、清党”之事，忽传来在汉口又发生了一起惨案。

原来，四月三日，两名日本水兵乘坐人力车后，因拒付车费与人力车夫发生争执；结果，人力车夫非但没能要到车费，反而被日本水兵用随身佩刀刺伤倒地。

围观的民众见日本水兵如此蛮横都义愤难抑了，即将行凶的日本水兵扭送至汉口市总工会。

消息传开，数千民众汇聚到日租界附近抗议，要求“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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