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凶手”并“收回租界?。

日本驻汉口领事见状惶恐不安了，急忙调来大批水兵、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镇压；从而，又酿成了一起死八人、伤数十人的“四·三惨案”。

汉口“四·三惨案”发生后，日本驻汉口领事反诬是“中国人寻衅”引起的；而传到上海时，更是讹成了“民众受中＊共＊唆使”所致。

汪精卫闻讯后虽心中疑惑，但因不明真相而似信非信；眼见鄂局动荡不安，汪精卫无心再在上海逗留了，急欲赴武汉掌控时局。

而此时，陈独秀已揣测到了蒋介石来沪必是别有用心，且不时传出的谣言更令他感到情况不妙。

于是，他一面要求中＊共＊中央特委与中＊共＊上海区委得有所防备，一面则派遣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赴武汉去与鲍罗廷及在鄂的中＊共＊中央委员商讨对策。

于是，上海总工会在四月四日召开执委会会议，决定“如有人想解散‘工人纠察队’，则立即再举行上海工人总罢工进行抗议”；并发表《敬告全上海市民书》，揭露反动势力“企图解散‘工人纠察队’、镇压‘工人运动’”的阴谋。

然而，陈独秀却不赞成“以罢工方式进行抗议”；认为，这会给蒋介石找到“镇压工人”的借口。

因此时，汪精卫已经回国，陈独秀就将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以为通过汪精卫可以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从而化解眼前的危机。

为此，陈独秀对上海总工会下达了“禁止罢工”《命令》。

这道《禁令》使中＊共＊的党内同志与工人们感到非解而难以接受，时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杨之华等人当面向陈独秀要求“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

然而，陈独秀却以“党的组织纪律”为由反诘，拒绝了“解除《禁令》”的要求。

接着，陈独秀即去拜会汪精卫了。

此时，汪精卫虽是把蒋介石等人应付过去了，但心中却也疑惑不定；所以，当陈独秀前来与他晤面时，汪精卫即责问道：“听，**指使工人冲击租界，喊‘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仲甫可知此事？”

陈独秀本想假手汪精卫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使业已紧张的气氛能得以缓解；但谁知，汪精卫见面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令陈独秀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看来，汪精卫也已听信了谣言，故有此问；而陈独秀对汪精卫寄予希望，若是他的疑虑没有消除，眼前的危机就难化解。

于是，陈独秀思索了一下后，郑重地答道：“尽是谣传，绝无此事。”接着，为了使汪精卫相信，陈独秀又补充道：“汪主席如若不信，我可作书面声明，以释谣传。”

汪精卫见陈独秀如此言了，遂也道：“仲甫之言，我岂能不信？不过，事关重大，不若你我共同发表一个《宣言》，以清耳目。”

对于汪精卫的这个提议，陈独秀当然同意。

于是，由陈独秀亲自执笔，起草了一份俩人共同署名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即俗称的《汪、陈联合宣言》或《汪、陈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上海各大报都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汪、陈联合宣言》。

《汪、陈联合宣言》中有言：“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将压迫工会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役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表示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具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最后，告诫“国、共两党”同志：“我们强大的敌人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拋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追行。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汪精卫即匆匆地离沪赴鄂了。

陈独秀见《联合宣言》已经发表，则觉得“国、共”两党的一切问题该能迎刃而解可万事大吉了。

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国民政府主席”，众人迎其回国复职，可见其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声望与影响力；而今，汪精卫出声了，想必蒋介石也该忌其几分而不敢再妄动。

而“共产国际”对于《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也给予了高度评介，苏联的《真理报》还载称赞“中国**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这更增添了陈独秀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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