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殊不知，这份《联合宣言》却如一副麻醉剂，使陈独秀的自信变成了自误。同时，也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某种误导，以为“危机真的能凭着这一纸《宣言》就消除”；从而，使中＊共＊迷失方向、甚至于进入了歧途。

因为，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骨干分子及普通党员都放松了作为革命者应有的警惕性，以让蒋介石有机可乘。

而蒋介石见汪精卫发表了所谓的《汪、陈联合宣言》后就溜到武汉去了，知道欲拉其入伙已是不成；既然如此，蒋介石也就决定撇开汪精卫、孤注一掷地单独行事了。

而此时，因汉口“四·三惨案”处境堪难的日本，也欲与蒋介石来交道了。

而已回到上海了的戴季陶则带来了日本方面的回音，言：“日本政府愿意支持蒋介石。”只是，有一个交换条件，即是要蒋介石“镇压**与‘工人运动’，确保日本的在华利益”。

因为，这与蒋介石所思欲为相符、当然没有二话，且更坚定了蒋介石要“分共、清党”的决心。

于是，四月六日，蒋介石即以“‘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布告》，宣称“上海的一切工会组织及其工人纠察队必须接受‘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管辖；否则，以违法叛乱论处”。

同时，却又派人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一面上书有“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的锦旗，以麻痹工人群众。

但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又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人，于四月八日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以取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从而，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的成果窃取了。

蒋介石知道，自己这些所为必会激起上海工人、民众的不满与抗议；于是，第二天即又宣布“戒严”，成立了“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一切集会、罢工、游行”。

同时，蒋介石将已不再受信任的薛岳、严重俩人“免职”，以防不测；由胡宗南代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陈诚接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去拜访上海“青、红帮”头目杜月笙、张啸林，欲借助俩人之力、助其成事。

因为，蒋介石是黄金荣的门生，与杜月笙、张啸林原就是“帮会”中的兄弟，岂有不从之理？再，上海的“青、红帮”虽然势大，但毕竟是“黑社会”性质而上不了台面；因此，俩人也常思能有朝一日由黑转白，以更将事业做大。

而蒋介石现在可是堂堂正正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别人做梦都想巴结他，俩人有此便利、岂可错失机会？俩人知道，若是助蒋介石成事了，自己也就能趁机进入白道、走上台面；如此，岂不圆了自己的梦？

因此，俩人更是不加思索地就满口答应了。

于是，蒋介石当面密授计宜，要他俩如此这般；杜月笙与张啸林当然又是言听计从，且都表示“愿卖十二分的力”，这令蒋介石心中大悦。

同时，蒋介石还将驻于闸北、与“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的薛岳部“调离”，由积极“**”的刘峙所部第一军第二师接防。

就这样，蒋介石磨刀霍霍，一切为“**”所需的准备都已就绪了，只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动手。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赴宁去忙“建都”南京、另立“政府”之事了。

本来，蒋介石只想待自己完全控制“宁、沪”后，再逼迫“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从而，将“国民政府”控在自己掌中后、便于“挟天子令诸侯”，而没想另立“政府”。

然而，现在看来此途难行；因为，武汉的那帮“国民党左派”本来就总是与自己对着干，汪精卫回来后似是有了主心骨、必是更不会听命于自己了。所以，欲与武汉的那帮异己分子抗衡、还得另想办法。

而看了《汪、陈联合宣言》后，蒋介石想不到汪精卫竟然会以“国民党领袖”自居，真是岂有此理；在蒋介石眼中，汪精卫只是个“庸人”，无非是因其“出道早”才居了高位；但无论如何、至多只是与自己并起并坐，能允许他“回国复职”已是自己忍让了；谁知，他竟敢自称“党魁”了，蒋介石怎能不气？也就促使他觉得干脆“建都”南京、另立“政府”得了，且不容迟疑。

只是，欲“另立‘政府’”并非易事，首先得有人。

虽然，李济琛与“‘桂系’三杰”都已愿与自己合作了；但欲“另立‘政府’”，看来仅靠这几个人还不够，得再拉一批力量。

但是，汪精卫已经走了，还能拉谁呢？忽然，蒋介石想起了被他撵走的胡汉民。

原来，在“北伐军”攻取“湘、鄂”之时，胡汉民曾《致电》向他祝贺过；但因，当时的蒋介石仍没把胡汉民放在眼里，故而没予回音而冷落了他；现在想来，胡汉民是在向自己献媚示好。

而胡汉民毕竟曾是在党内颇有声望、仅次于汪精卫之人，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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