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右派”中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右派”虽是受到了重挫，但如同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现在自己要“分共、清党”，正需要利用他们；若能将胡汉民唤出，那些“国民党右派”必会随同依附于自己，岂不势盛了？所以，这不啻是一着好棋。

蒋介石有了主意后，即《致电》“邀请胡汉民来宁，共掌大局”。

胡汉民能得到蒋介石邀请，自然高兴；何况，“**”正是自己所愿；因此，胡汉民即表示“应邀愿往”，并向蒋介石谏言：“欲‘**、清党’，非有壮士断腕之决心不可。”

此话，蒋介石听了即产生共鸣，更是迫不及待要在上海对中＊共＊下手了。

四月十日，汪精卫抵达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民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

会上，汪精卫宣誓就职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迎汪复职’运动”算是大功告成、落下帷幕了。

而时任“南京卫戍司令”的程潜，察知蒋介石要在南京“另立‘政府’”而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甚是为国民党的前途担忧了；因此，不赞成蒋介石如此为，并欲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进行调和。

然而，蒋介石决心已定，哪里还听得进程潜之言？

蒋介石见程潜果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与自己意见相左，也就对他很不放心了；于是，蒋介石急调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与贺耀组的第四十军抵宁，以对程潜进行威逼。

因为，程潜本来就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北伐”时，其所部第十八师留在了广东香山；所以，随同程潜“北伐”的只有两个师；而此时，驻于南京的仅有杨源浚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程潜自知难与蒋介石抗衡，被迫离开南京去往武汉了。

程潜离去后，蒋介石即将第六军第十九师调离南京并解除武装；并对第六军进行改编，让原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代理第六军军长。

就这样，蒋介石非但驱走了程潜，将南京完全控于自己掌中了；同时，还将程潜的第六军也捞到了自己手中。

而程潜到了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仍《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在林伯渠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准备重组第六军。

而此时，上海城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人们似乎都已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却确不准会发生怎样可怕的事情；许多善良人只是惴惴不安地在迷茫中等待着、祈祷着，但愿预感不要成真。

然而，善良人的祈祷落空了。

四月十一日晚，杜月笙遵照蒋介石的授意，派遣其既是姑表弟又是门生的万墨林，以“有要事相商”为由，将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请到位于上海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内。

汪寿华不知有诈，坦然前往。

结果，汪寿华刚进入杜公馆，就被杜月笙与张啸林事先埋伏下的杀手抓获；然后，二话没就被拉到上海郊外的枫林桥一带秘密杀害了。

汪寿华被害后，“上海总工会”失了主心骨，“工人纠察队”也就成了“无帅”之军。

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杜月笙、张啸林又派出大批“青、红帮”的打手、扮成工人模样，分别到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虹口、沪东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驻处寻衅。

果然，“工人纠察队”也不知是计而中了圈套，双方发生冲突引起械斗、造成工人“内讧”的假象。

于是，受蒋介石指使、早有准备的周凤岐立即派遣其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之名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器；就这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顿时被解除了。

如此一来，好不容易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一下子就又变得赤手空拳，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肉；从而，蒋介石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大干了。

“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后，上海工人激愤了；“上海总工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组织工人、民众再次举行罢工，并示威游行以进行抗议。

然而，这却正好又给蒋介石有了“实施镇压”的借口。

于是，遵照蒋介石事先留下的《密令》，“淞沪戒严司令部司令”白崇禧即以“违反《戒严令》”为由，派遣大批军警进行镇压。

军警对工人、民众大打出手、甚至于开枪射杀，用武力驱散游行队伍，打死打伤了三百多人。

就这样，蒋介石祭起屠刀，拉开了对“中国**与上海工人血腥镇压”的帷幕；顿时，整个上海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之下了。

接着，军警占据了“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其他的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也都遭到了查封或被强令解散。

同时，已在南京的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立即拘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以及在各军部中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彭泽湘、廖乾五等人。

不过，“武汉国民政府”及各“国民革命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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