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东面的“闽、浙、苏、皖”诸省现已被蒋介石据有；而“四·一二政变”后，广东的李济琛、广西的黄绍竑、四川的刘湘与杨森等人却都跟着蒋介石起舞了，“武汉国民政府”对西、南诸省也失去了控制。而张作霖的“奉军”趁吴佩孚溃败之机进驻了河南，大有威逼武汉之势。

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仅存湖北、湖南和江西三个省了，且处在了被包围的态势之中。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武汉国民政府”觉得只有主动出击，才有希望打破被动局面；然而，“武汉国民政府”现有的财力与兵力，是难以同时与蒋介石和张作霖抗衡的；只能择其一作为突破口，方能险中求胜。

因此，该“向何方出兵？”遂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产生了分歧。

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等人认为，蒋介石背叛中央、屠杀工人，乃人神共愤，对其“讨伐”是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且“国民政府”已发出了对其《讨伐令》，当付诸实施。

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北伐”时的不佳表现，又使大家觉得蒋介石的队伍“必是不堪一击，定可马到成功”；故而认为，“讨伐”蒋介石正当其时。

所以，仨人都主张“发兵‘征讨’蒋介石”。

然而，汪精卫与邓演达等人则另有考虑；他俩认为，蒋介石现在也打出“国民政府”旗号与“武汉国民政府”在争“正统”的名分；所以，有其一定的蒙蔽性，致使党内有的同仁还跟着他起舞了。特别是，广东的李济琛和“‘桂系’三杰”都倒向了蒋介石，这让蒋介石壮胆了许多，要想击垮他并非易事。

再，蒋介石的“嫡系”在“湘、鄂”战场上表现得虽是窝囊；但是，何应钦在攻取“闽、浙、沪”时可是所向披靡有目共睹；蒋介石手上有着这支劲旅，也就不可太将其觑了。

何况，蒋介石得了“沪、宁”后，非但财力充足了，还有“列强”给其撑腰；若是对其征讨，没有必胜把握，故尚须谨慎而为。

而如果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张作霖的“奉军”必会乘虚而入攻打武汉；届时，武汉就要腹背受敌，这对“武汉国民政府”将是大不利。

所以，现在“尚不可急于对蒋介石用兵”。

就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于“该不该起兵征讨蒋介石？”产生分歧之时，李宗仁却派遣其参谋长王应榆前来武汉，向汪精卫等人提议：“‘宁、汉’双方均应承认既成事实，不可相互攻讦，更不该兵戎相见；双方现在应分道继续北伐，完成前总理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待会师北京后再坐下来会议协商，以和平解决党内的纠纷与矛盾。”并告诫：“若仍互不相让并兵戎相见，必为他人渔利。”

李宗仁之所以要派人下如此帖，是因为时局忽又发生变化，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暂时放弃了“宁、汉”之争。

原来，“宁、汉”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孙传芳与张宗昌觉得有机可乘，遂率部卷土重来欲夺回“苏、皖”的失地。

不久，孙传芳率其残部反攻并占领扬州，对南京构成了威胁。

而张宗昌则派遣“直、鲁联军”的第七军军长许琨、第十四军军长孙殿英、第二军军长张敬尧、第十五军军长马济等率部入皖，一举夺回了蚌埠。

驻守蚌埠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马祥斌败北后退入合肥，许琨与马济即又南下围攻合肥并夺取了合肥以南的许多城池。

而留驻于蚌埠的孙殿英，则派遣其部将第十二师师长袁家骥与张敬尧一起又袭取了皖西的亳州、阜阳、太和等地；如此一来，江北的大部又复归“直、鲁联军”占据了。

不过，马祥斌还是固守住了合肥；同时，频频向南京告急；因此，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就不得安宁了。

蒋介石接到马祥斌的《告急》谍报后也焦虑万分了，不得不将“‘宁、汉’之争”暂时搁置，觉得应以消除来自北面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为要；于是，干脆决定“挥师过江、继续‘北伐’”了。

蒋介石此举，立即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一致“赞同”。

因为，李宗仁自从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已将安徽视作了自己的地盘；“直、鲁联军”南侵入皖了，他岂能不急？为了自身的利益，李宗仁也得迎战；所以，蒋介石能“举兵再‘北伐’”，他当然“赞成”。

只是，李宗仁此时还有一种顾虑；因为，自从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是不可调和、水火难容了，“宁、汉”之间大有一触即发、兵戎相见之势。

而若是真的一旦发生冲突，因安徽的地理位子夹在“宁、汉”之间，势必是首当其冲。在此情况下举兵“北伐”，若是武汉方面趁机而入侵扰皖境，受损的是他李宗仁，这可如何是好？

因此，李宗仁觉得，欲行“北伐”，须先化解了“宁、汉”之间的矛盾；至少得劝双方“搁置争执”，以免“宁、汉”之间相互攻伐而殃及自己。如此，方能消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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