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罗易抵达武汉后不久，正好遇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国的国内政局发生了骤变，“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也更为错综复杂了。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听取“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并对时局进行分析研究。

于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八十多人，代表全国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会。

会上，先听取了罗易传达的“‘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该《决议案》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

然而，陈独秀却在其代表中＊共＊四届中执委向大会作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中竭力为自己进行辩护；强调“‘中山舰事件’中采取退却让步是正确的”，并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而面对蒋介石的屠刀和急剧变化的时局，陈独秀既没能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而是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

陈独秀的《报告》后，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代表都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前，瞿秋白已将其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在会上分发，该书“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统一战线上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则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并主张“**要**领导和展开武装斗争”，特别是要“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蔡和森也发言指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它过去的弱点及现在的动摇，明已不能再靠它来领导中国革命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担当起来。所以，应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领导去制胜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同时，竭力支持毛＊泽＊东＊关于“**要**领导和展开武装斗争”的主张。

虽然，鲍罗廷、谭平山等人都替陈独秀进行了辩护；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会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路线，陈独秀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接着，大会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五个《决议》。

同时，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等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和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而陈独秀仍进入了由其与张国焘、蔡和森等仨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

虽然，“中＊共＊五大”上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批判；但是，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具体办法；从而，使错误继续存在得不到彻底纠正。

且在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机构中，陈独秀仍居于要职；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许多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没能得到切实可行的正确回答，致使此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工作仍显得无所适从。

而大会期间发表的《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及会后发表的《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却都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叛变；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同时，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抱有太大的幻想，并将领导与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从而，对于他们“也可能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再次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淖。

中＊共＊召开“五大”之时，“武汉国民政府”却为“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另立中央？”产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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