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会议”期间，冯玉祥还向汪精卫、唐生智透露了一个内情，言：“蒋介石曾致《电》劝他，须待第四方面军与‘奉军’两败俱伤后再出兵河南；届时，可与他蒋介石会师中原，共图冀鲁。”

汪精卫闻此言后，气得不可名状了。

唐生智则咬牙切齿道：“今有蒋则无党，有党则无蒋。”更欲班师回鄂，东征讨伐蒋介石了。

于是，唐生智留下樊钟秀的第十二军驻于河南信阳，魏益三的第三十军驻守鄂北武胜关；自己则率其余各部即班师回鄂，准备去讨伐蒋介石了。

然而，汪精卫哪能知道，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的许诺无非是虚与委蛇；他只是想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并非如汪精卫所愿，真与“武汉国民政府”联手去对付蒋介石。

因此，汪精卫等人离开郑州后，冯玉祥即《令》“国民联军”驻南京代表熊斌向蒋介石通报了“郑州会议”的情况，以窥探蒋介石的反应，或能从蒋介石那儿再捞点好处。

果然，蒋介石闻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会晤”，确是急了；他担心一旦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拉去，自己就势孤了；好在，冯玉祥能主动告知，明还不至于此。

于是，蒋介石赶紧也邀请冯玉祥至徐州会晤，欲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

如此一来，冯玉祥顿时成了香馍馍，不由得心中暗喜；于是，冯玉祥又应邀、赴徐州去与蒋介石会晤了。

六月二十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花园饭店内举行会议，与会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郛、李鸣钟、熊斌、李烈钧、陈立夫等人。

会上，蒋介石向冯玉祥同样抛出了诱饵，答应“每月接济‘国民联军’二百五十万元军饷，交换条件是须随同‘清党’并同南京方面一起‘出兵武汉’”。

此时，冯玉祥正为不断扩大后的军队饷银难筹而终日焦虑；蒋介石的这个巨款利诱比起汪精卫给的要更实惠且诱人多了，确是令他不免心动；因此，冯玉祥接住了蒋介石抛来的橄榄枝，明确表示“愿随同清党”。

只是，对于要他“出兵武汉”却没予应诺。

因为，他与蒋介石的接触，无非同样是为了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却并不想因此而与“武汉国民政府”交恶。

所以，冯玉祥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个要求，却表示希望“宁、汉”双方能“通力合作”而不该“兵戎相见”。

但为了使蒋介石不至于完全失望，冯玉祥于“徐州会议”当日即给“武汉国民政府”致《电》，在同样“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南京国民政府’冰释前嫌”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提议“‘宁、汉’合二为一、定都南京”；并且，建议“武汉国民政府”应当立即送走鲍罗廷。

冯玉祥的这个态度，特别是“定都南京”之，言下之意“即是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性”，这在蒋介石听来倒是觉得甚是顺耳。

而对于鲍罗廷，蒋介石早就发了《通缉令》，只因“武汉国民政府”将其保护了，至今通而难缉。现在，冯玉祥能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将其驱走，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所以，冯玉祥的这两点表态，确是令蒋介石感到了十分满意；因此，对于他的不愿“出兵武汉”，蒋介石也就没再强就。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即在其所辖的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实施“清党”了。

不过，冯玉祥也如朱培德一样，没有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他只是公开告诫军政人员“要认清主义，摆脱**影响”，并明《令》“不准跨党、中＊共＊党员在军政中的任职一律解除、不准**以任何名义进行活动”。

然后，也以“礼送出境”的方法，将其军中二百多名从事政工的中＊共＊党员“赠以川资、遣送出境”了事。

于是，因其竭力邀请而受“共产国际”派遣才到“国民联军”中《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时任“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平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西安、去往武汉。

就这样，冯玉祥的“清党”也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

而他这位曾经对苏联的工农政权大加赞赏、且已接受了苏联政府大量军援的“基督将军”，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随着蒋介石起舞，也“**、清党”了，确是令人非解；因此，世人遂又送了他一个“百变军阀”的称号。

且，已如惊弓之鸟了的“安****总司令”张作霖，见“武汉国民政府”班师回鄂、不再向直隶挺进了，这才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的机会。

于是，就在蒋介石与冯玉祥“徐州会议”之时，惊魂定后的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于六月十八日，套用“安****”之名，干脆在北京成立“安****政府”了。

只是，草莽出身的张作霖不喜欢绉绉的“总统”称谓；所以，张作霖自命为了“安****政府陆海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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