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以显示其“尚武”的精神。

同时，将“安****”编列为七个方面的军团。

由孙传芳《任》第一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宗昌《任》第二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团总司令、张作相《任》第五方面军团总司令、吴俊升《任》第六方面军团总司令、褚玉璞《任》第七方面军团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总长。

不过，张作霖对内阁各部的旧称却仍沿用了，并对内阁成员从新进行了任命。

张作霖的高参、原财政总长潘馥《任》内阁总理兼交通总长，王荫泰《任》外交总长，沈瑞麟《任》内政总长，阎泽溥《任》财政总长，姚震《任》司法总长，刘哲《任》教育总长；而原陆军部与海军部则合并为军事部，由何丰林《任》军事总长；原农商部却被一分为两，分设成实业部与农工部，张景惠《任》实业总长，刘尚清《任》农工总长。

就这样，已奄奄一息了的“北洋政府”，在停转十四个月后，改名为“安****政府”后又复活了。

张作霖成立“安****政府”后，竭力想摆脱日本人的束缚；然而，日本政府却仍想控制他；因此，相互间不免常有龃龉了。

其实，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只因，日本帮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滦州兵变”，迫使张作霖依重于日本了，原有的矛盾这才被隐匿不显。

而日本政府则藉此将手伸入东三省，肆无忌惮地捞取利益了。

张作霖与吴佩孚结盟对付冯玉祥时，郑洮铁路筑成；于是，日本政府又提出了“要修筑开原至朝阳镇、洮南至齐齐哈尔等铁路”；同时，还制订了“从一九二五年起的二十年内，在东三省修建三十五条铁路线、总长八千八百余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

对此，张作霖不宜明言拒绝，只得缄口默认。

然而，东北民众却“不”了；并兴起了一个“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大等地接连有群众集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等要求。

其实，张作霖也知道，铁路线是经济和军事命脉，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利害攸关；日本人如此贪得无厌，再这么下去，“东三省”的路权全要被日本人要去了。

对于一心想当“东北王”的张作霖来，岂不如同是在他身上剜肉？实在是令他心疼得很，觉得确是该想个法子、予以破解。

为此，张作霖想了个办法，决定“自筹资金也修筑铁路，与日本人对着干”。

因为，“东三省”毕竟是中国人的，总不该让日本独吞了。明的挡不住，那就来暗的；他修他的，我筑我的，看谁能强过谁？

于是，张作霖成立了一个由其高级顾问、“奉天省财政厅”王永江《任》委员长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以负责筹资修建铁路。

计划修筑的铁路为“东、西”两条干线，西部干线从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瑷珲，东部干线从奉天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且两大干线都通过京奉铁路与关内相连，一旦修成即可与日本的“南满铁路”、俄国的“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成为东北的第三大铁路系统。

为了不使总体规划尽早暴露，则采取了分段修筑的办法。

于是，即有锦州至朝阳的“锦朝铁路”、呼兰至海伦的“呼海铁路”、奉天至海龙的“奉海铁路”等铁路投入施工；同时，还在葫芦岛修建海港。

对此，日本政府深为不满，认为张作霖在东北修筑的铁路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

为此，先后两任“日本首相”加藤高明与若槻礼次郎都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反对他筑路建港。

然而，张作霖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因金融危机倒台，由曾两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接《任》“日本首相”兼“外相”。

田中义一上台后，打算采取比他的前任更为大胆的对华政策。

于是，六月二十七日，田中义一召集“官房长官”鸠山一郎、“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情报部长”村欣一、“外务省外务次官”森恪、“陆军部次官”畑英太郎、“海军部次官”大角岑生、“参谋本部次长”南次郎、“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安广伴一郎及“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等人，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了一个专门会议；因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对华政策”，故名“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上，就“如何入侵中国东北的策略”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山本条太郎等人主张的所谓的“内科术”，即“以外交与经济手段，维护并扩大日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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