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会趁机南下，自己则首当其冲；因此，也欲“力促‘宁、汉’言和”，以便可合力对付“奉张”。

于是，他《致电》汪精卫，在转达李宗仁之意后，力陈：“‘宁、汉’双方应保障政治，防止阋墙。”

果然，汪精卫听取了冯玉祥之言，《致电》李宗仁，表示：“‘宁、汉’之间的一切个人或机构问题，均可召开‘四中全会’予以解决。”其言下之意则是，“宁、汉”合作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下野”。

就这样，汪精卫与唐生智俩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南京政府”中的“桂系”发出了“驱蒋、合作”的信号。

汪精卫的这个态度，正是李宗仁所需要的；而其言外之意，李宗仁当然心领神会；于是，“桂系”开始酝酿“倒蒋”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也已感到了局势对己甚是不利；唐生智要“东征、讨蒋”气势汹汹、甚是迫人，而“桂系”却已在暗中与武汉接触、随时可能向他发难。

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自感前途晦暗迷茫；因此，不得不决定以退为进，甚至于请辞“下野”，以避开各方的攻讦。

不过，蒋介石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因为，此时他毕竟还有何应钦的“黄埔嫡系”可依靠，并没到完全绝望的地步；所以，他还想测一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水深，看自己是否还有留在台上的可能。

于是，八月十二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蒋介石试探性地谈了“自己欲辞去‘总司令’之职”的意图。

蒋介石原以为，自己如此言后必会有人提出“反对”且竭力挽留，即使是假惺惺的也可。

因为，蒋介石并不真想走，无非是故作一番姿态而已；一旦有人挽留，也就可以顺势下台阶地留下而渡过眼前的这一关。但谁知，蒋介石出言后，谁也没吭声；这让他甚是难堪，简直如同受辱。

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一直被他器重、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黄埔嫡系”何应钦竟然也默不作声，让他下不了台。

其实，此时的何应钦在打自己的算盘；他觉得，蒋介石若是走了，“黄埔嫡系”中论资排辈就该由他称“老大”了；所以，当他看到蒋介石被“桂系”逼得要走了，倒是有点幸灾乐祸之感，也就缄默不语、哪管蒋介石的感受。

只是，蒋介石见众人皆如此态度，这才觉到真的大势已去心灰意冷了；于是，不得不于第二天即八月十三日，发表了一纸《引退声明》后宣布“下野”。

这一下，倒是使那些当时没在场的“黄埔子弟们”都急了；时任“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及“第一军”的“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三师师长”顾祝同、“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第二十师师长”陈继承、“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第二十二师师长”蒋光鼐等人，不约而同地都赶到蒋介石的寓所、竭力挽留，这才使蒋介石感到了些许安慰。

但是，蒋介石辞言已出、难以更改，也就仍启程离宁、赴沪了。

只是，蒋介石被迫“下野”、心中毕竟深感窝囊；于是，一肚子气更是出在了王天培身上。

在他认为，自己的倒霉皆因王天培所致；若不是王天培溃军在先，岂会有徐州兵败？又何致于自己有今日之辱？因此，蒋介石更不想放过王天培了。

于是，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却将王天培也带到杭州，交给了兼任“浙江省长”的何应钦处置。

王天培落到何应钦手中后，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贵州“新兴系”首领王华是何应钦的妻舅，其在上海遇刺是袁祖铭指使王天培等人干的，何应钦本人也因此被迫逃离贵州；所以，何应钦与袁祖铭、王天培可谓有世仇宿怨。

如今，王天培落到了何应钦手中，岂能饶恕他？

果然，王天培移禁于杭州后，何应钦即下《令》将其枪杀于杭州郊外的王华墓前；从而，替其妻舅报了仇。就这样，曾有“北伐名将”誉称的王天培被枉杀了。

虽然，王天培在“徐州兵败”中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罪不当死。

蒋介石虽没有亲手杀死王天培，但他将其交予何应钦，无疑是在借刀杀人；故而，世人斥其为“心胸狭窄，泄无谓之愤”。

名将被害，全国哗然；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承认王天培之死是“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蒙冤受害”，方才为其“昭雪”；但那是四年后的事了，此顺提不赘笔。

蒋介石的自动“引退、下野”后，倒是免了“桂系”对他的逼宫；此后，李宗仁等人竭力避免被人言“蒋介石的‘下野’是‘桂系’逼宫所致”。

而蒋介石也竭力表现出自己的去职非他人所逼，乃自己“为顾全大局、主动请辞”；如此，脸上也可光鲜一些。

所以，蒋介石抵达杭州后，即又吩咐随行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陈布雷写了一个《辞职宣言》，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国民党员资格，努力党务”，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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