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在会上先后发言，都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八·七会议”上正式宣布“撤销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所以，这次会议可谓是对陈独秀的缺席宣判。

而因，“八·七会议”并非是“中央全会”，陈独秀被撤职后，其“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则空缺了，须待“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进行补选；因而，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则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

且由于，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的新《指令》，认为：“中＊共＊前任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所以，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

于是，在罗明纳兹的主导下，对“临时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选。

结果，原“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等人退居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及曾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的顾顺章等人，却一跃而成了“政治局委员”。

于是，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名委员与七名“候补委员”组成；“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则由五人缩减为三人，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

自此，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了。

因为，“八·七会议”结束了中＊共＊党内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其具有的重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而虽只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了“党应对军事引起高度重视”，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于是，在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明确指出：“**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而在《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也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从此，中＊共＊摆脱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了。

陈独秀被撤职后不久，他的另一个儿子、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也因叛徒出卖被捕，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遇害了，致使其更为消沉了。

且，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将陈独秀撤职、改组“中央临时政治局”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起了不的风波。

原来，蒋介石徐州兵败后，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拘押欲作替罪羊。然因，王天培是“桂系”的人，蒋介石此举引起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不满。

而此时，中＊共＊举行“南昌起义”后已撤兵南下；“武汉国民政府”见南昌已被收复，就又准备“东征”讨伐了。

八月九日，唐生智发出《通电》，仍严词指责蒋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难辞其咎”后，即起兵沿长江而下“东征”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因刚“兵败徐州”后底气不足，没了往日的气势、显得甚是窝囊。

“桂系”的李宗仁见蒋介石已萎靡如此，觉得难再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于是，开始与蒋介石拉开距离，而欲与“武汉国民政府”言和。

只是，李宗仁还不想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以免“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发生动摇而对己不利；因而，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表现得若即若离。

一方面，李宗仁与白崇禧、黄绍竑、李济琛、陈可钰等人联名《通电》，强调：“中外人皆知‘**’最有力者莫如蒋。”指责“武汉国民政府”：“今言‘**’而又‘倒蒋’，乃进退失据；自非‘共产’爪牙，何至为敌忌才？”表面上仍竭力为蒋介石辩护。

而另一方面，李宗仁却又《致电》冯玉祥，请其“出面邀‘武汉国民政府’派政要莅临南京，召开‘中央全会’，以解决党务问题”；言下之意，即“欲撇开蒋介石而另谋出路”了。

因为，在李宗仁看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既然也已“**”了，“宁、汉”之间原有的政治障碍已不存在，当可坐下来握手言和；同时，又欲“藉此把蒋介石挤出南京，让位于‘桂系’”。

而此时的冯玉祥却也担心“宁、汉”若是再闹腾下去，“奉系”的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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