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汪精卫再次引退，“国民党改组派”成立；张发奎去职，新“粤、桂战争”；桂军“西征”

入湘；“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独揽大权……

却，“广州起义”爆发时，复会后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已接近尾声。

汪精卫原以为，他通过与蒋介石联手以“恢复党权”之名、终于将由“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板倒了，自己该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复入主中央了。但谁知，正当他准备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时，忽闻报中＊共＊在“广州起义”，这简直如同当头给他泼了盘冷水。

因为，中＊共＊发动“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是黄琪翔的“第四军教导团”，这正好给了一直在用“通共、容共”为由、攻击汪精卫的“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把柄。

虽然，张发奎将“广州起义”镇压下去了；但那是亡羊补牢，“广州起义”已将张发奎、黄琪翔长期“容共”的隐情大白于天下了；这无疑是给汪精卫捅了一个大漏洞，他纵有一百张嘴也难以辩白。

有了这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岂会放过他？

果然，正因“特别委员会”被解散而满腹怨艾、无处发泄的“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即抓住了这个把柄、大做章了，又竭力《指控》“汪精卫与张发奎、黄琪翔有‘通共’之嫌”；至少，仨人的“容共”是引发“广州起义”的诱因，故应“严加追究、不可姑息”。

而一直不露面的胡汉民，此时见汪精卫的软肋已被剌中，也才亲自上阵、操刀来击杀了；这一下，确实令汪精卫难以再招架。

尽管汪精卫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却于事无补。

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人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时任“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则下《令》对在沪的“汪派”人物实行“监控”，他自己还亲自跑到法租界、扬言“要抓捕汪精卫”，一派咄咄逼人的态势。

而在对付“桂系”板倒“特别委员会”时与汪精卫配合甚是默契的蒋介石，此时却又缄口不语、作壁上观了，任由胡汉民、李宗仁等人对汪精卫发难。

其实，在蒋介石眼中，此时的汪精卫已无可利用的价值了；而若让他入主中央，岂不会成为自己复出后的又一大障碍？所以，蒋介石哪肯让汪精卫如意？更容不得汪精卫再入主中央。

现在，蒋介石见胡汉民与李宗仁联手整汪精卫了，他窃喜还来不及呢，岂会出手相援、帮汪精卫解危？只因，汪精卫刚领衔倡议并通过“请蒋复出”的《议案》，蒋介石这才觉得自己不宜跟着李宗仁与胡汉民起舞；否则，会被认为“以怨报德、落井下石、不近人情”而不利于自己。

因此，蒋介石假情假义地劝告汪精卫：“君子何在乎一时一事之得失，有道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故而，兆铭兄不若暂赴海外，以避锋芒，以待来时。”

汪精卫闻言后，明白蒋介石也在迫自己走人了；看来，想请蒋介石帮助自己、已难指望。

至此，汪精卫已是心灰意冷且悔恨交加，自知实难抵御李宗仁与胡汉民的联手攻击，无奈之下、只好听从了蒋介石的劝告；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七日离开上海，带上他的老婆陈璧君、经香港后去往法国。

就这样，回国“复职”不到一年的汪精卫复又“引退”，再次离开了中国。

汪精卫被迫“引退”后，其追随者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却不甘心；遂于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在其创办的《革命评论》和《前进》等杂志上竭力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欲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

尔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世人则称其为“国民党改组派”，简称“改组派”。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设“总部”于上海，并在南京、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多个省市及巴黎、东京、香港等境外各地遍设“支部”，会员多达万余人；从而，继续与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抗衡。

不过，已大权在握了的蒋介石并没太多顾忌；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又又以“容共、通共”的罪名，下《令》免去了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等人的本兼各职。

张发奎原以为自己倾全力将中＊共＊的“广州起义”镇压下去了，那许多流淌的血、应能洗涮自己曾经“容共”的错咎；但想不到，仍被扣上“容共、通共”罪名。

张发奎甚是想不通，本欲抵制、不认账；但转而想，“南京特委会”已解散，现在下《令》免自己的职的却是“国民政府”，而自己已声明过“只反‘特委会’，并不反对‘党中央’”；所以，欲想抵制却是少了理由而难成；再，黄琪翔的“容共”事实已大白于天下、不允抵辩；自己是他的“上司”，难辞其咎；看来，这次只得自认倒霉了，谁叫自己捅了这么一个大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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