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是驱除鞑虏，而不是与诸夷国直接对抗；且至今，天国还没有与诸夷国发生过直接的利害冲突；陈玉成当然也不想由自己来挑起事端，以免树敌过多影响了天国的大业。再，陈玉成对于攻打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所谓围魏救赵之计，确也心存疑虑；只是因为这是天王拍板定的方案，不宜违拗反对；且若不如此，诸王恐难求得一致。然而，到了真的执行时，陈玉成也就没有多大的热忱了。

其实，陈玉成的本意仍然是希望能直接赴安庆，再与湘军决一死战，以雪桐城之耻。而此时，忠王李秀成迟迟未见到来，也令陈玉成不由得心中犯疑：“莫非忠王变卦？”过了几日，又从安庆传来了“日渐吃紧”的消息，陈玉成更是忧心如焚了。

此时，陈玉成的爱将、遵王赖光进言道：“现在安庆屡屡告急，城中粮草将尽；再过数月，将士没了吃的，还怎能打仗拒敌？英王应早作决断，绝不可再犹豫不决裹足不前。要知道，安庆城内数万将士都是天国的兄弟，怎能视若无睹不去相救？英王如若将大军驻于此地无所作为而让后人耻笑，不若去安庆与清妖决一雌雄，也不枉了大丈夫处世一生。英王若是难下决心，那就请分兵给我，由我前去解救。”

陈玉成并非窝囊之辈，且年少气盛，岂容得被人觑。所以，赖光的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词，倒是把陈玉成给激起了。于是，陈玉成忍不住挥一下手，毅然决断道：“遵王不必再言，吾当亲率大军往救。”

于是，没再待李秀成到来；陈玉成决定放弃攻打武汉了，命令大军调头折回东向直接去救援安庆。

只是，陈玉成没让赖光同往，分兵两万让他留守黄州；并关照：“黄州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不可有失；遵王留驻于此，责重于山；此非汝莫属，遵王切莫辞耶？”

赖光见陈玉成下了救援安庆的决心，已感欣慰；于是，不再异议，欣然接受指派，留守黄州了。

且，此时的李秀成正姗姗地还在路上。他将部队分成了左、中、右三路，同时向湖北进发；左路经通城而西进，右路由武宁北攻，自率中路由义宁过通山而往。李秀成刚由浙入赣，前哨探马报知“英王陈玉成留下赖光驻守黄州，已自亲率大军直奔安庆去了。”李秀成不知原委十分诧异，赶紧命令三路兵马原地驻防不必再前进。

李秀成原来就对攻打武汉也不怎么赞成，更不愿去直接解救安庆；他只想着能挥师东进，一举拿下浙、沪，为天国拓疆耀威；而商定中的与陈玉成“会师于武汉城下”，无非是勉强而为绝非本意。眼下，陈玉成却连招呼也没打一声顾自走了；李秀成心中虽然感到懊恼，但倒也觉得是一个顺水推舟的极好借口；因此，李秀成对于攻打武汉的兴趣也就更没了。就地驻防几天后，李秀成同样放弃了攻打武汉的计划；命令部队调头折回，依照自己的意愿去东取浙、沪了。

于是，太平军原定的“攻打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所谓围魏救赵方案不再执行，结果是白忙碌了一阵后不了了之，且耽误了许多时日。

而此时，辅王杨辅清和定南主将黄金已率部经江苏的宜兴进入皖南，并攻占了广德；然后，进攻宁国府。

与此同时，侍王李世贤亦率部自浙江进入皖南，协同杨辅清攻克了宁国府；随即又南下攻占绩溪，然后合力攻打徽州。

驻守徽州的是新任皖南道李元度，曾国藩曾告诫道：“徽州乃皖南要冲之地，且为湘军粮道之咽喉；应谨慎防守，不可等闲视之。”

李元度却笑答道：“伯函公莫忧，发匪安庆危急，自顾不暇，安敢犯我？”于是，疏于防患。及至太平军来犯，才感到了情势危急，赶紧向曾国藩求援。

曾国藩顿足道：“次青不听吾言，故有今日。”然而，考虑到“徽州若失，粮道被断，湘军则不战自溃。”曾国藩虽然不悦，仍不敢等闲视之，不得不派兵驰援。

然而，此时湘军的主力正在围困安庆，祁门大营中仅有三万湘军，岂可尽拔？而远在安庆的湘军主力却是远水近火难以为济；何况，曾国藩知道太平军是在施围魏救赵之计，故而不想回调围困安庆之兵，以免落其圈套而前功尽弃。于是，曾国藩感到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了；最后，只得从祁门大营中抽调三千兵马，交由布政使张运兰统领，火速驰援徽州。

然而，攻打徽州的太平军多达四万；李元度手下仅有三千兵，张运兰的援兵赶到，加在一起也仍只有区区的六千兵勇，实在是众寡太过悬殊。结果，一场激战后，太平军仍然攻克了徽州。

徽州丢失，曾国藩十分恼火，要李鸿章写《奏》章弹劾李元度。

但李鸿章觉得胜败乃兵家之常，徽州之败，实因敌我力量太过悬殊，曾国藩所拨援兵也少得可怜，岂可尽怪罪于李元度；如此责罚，有失公道。再，李元度曾在湖口一役中救过曾国藩的命，而今曾国藩却是如此的薄情，不由得令人寒心；于是，李鸿章愤而不愿书，甩袖离营，顾自回合肥老家去了。

李鸿章的离去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这才也似乎觉到了自己亏对李元度；适逢众幕僚又来替李元度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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