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炮台，但也为此付出了不的代价；英、法联军有近四百人为夺取炮台而丧命，其中包括内皮尔将军的副官布鲁克上尉等十七名军官。

眼看着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失守，驻守在塘沽南岸大沽炮台上的僧格林沁痛心疾首怒不可遏，发誓要与英、法联军拼个鱼死网破。

但是就在此时，咸丰皇帝忽然派直隶总督恒福前来传达上《谕》，要僧格林沁放弃炮台退守京都；《谕》曰：“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乃京都；今海关挫失，须全力退守京都；切莫倾注一隅，而忘京都之要。”

僧格林沁岂敢违拗皇上的旨意，只得十分不情愿地在炮台上挂起“免战”的白旗；然后，将炮台上的全部守军撤出，随着直隶总督恒福退守到了北京的通州。

于是，塘沽南岸的三座大沽炮台就这么轻易地拱手让给了英、法联军，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

咸丰皇帝召回僧格林沁主动放弃大沽炮台后，原以为英、法联军会就此罢休。谁知，英、法联军轻易得到大沽炮台后以为是清军怯阵退却，于是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又一举占领了天津。咸丰皇帝急了，赶紧派钦差大臣桂良赴天津再次与英、法联军议和。

此次，英、法联军非但提出“清政府必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须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并须“增加赔款”及“允许英、法两国谈判代表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

对于如此苛刻的条件，咸丰皇帝难以接受，天津谈判也就破裂。于是，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

京城直接受到了威吓，咸丰皇帝坐卧不安了，不得不改派怡亲王载垣前去通州再与英、法联军谈判。

代表英、法两国参加通州谈判的是曾于咸丰六年在广州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的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参赞巴夏礼；因为，英夷诸国侵犯中国的许多事件都与他有关；所以，提起这个巴夏礼，清庭上下早已是恨之入骨。只是，此时的巴夏礼是谈判代表贵为上宾；载垣等人虽然对他十分恼恨，但却只能笑容相陪奈何他不得。

终于，载垣心翼翼地同巴夏礼经过四天的谈判后，在完全接受英、法两国所提条件的前提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同意“停战签约”。

至此，载垣以为双方的矛盾已经化解，自己终于可以向皇上交差了。

谁知，三天后，巴夏礼忽然又提出了“英国使臣要向大清皇帝亲自递交《国书》”的要求，这一节外生枝的事却把载垣难住了。

因为，但凡有使臣来大清朝觐见皇上，都须行跪拜礼；而英夷诸国中断没有这个习惯，岂肯跪下膝来？再，巴夏礼现今是在恃强的情况下进见皇上，更不会把大清朝的规矩放在眼里，甚至会蔑视皇上戏谑朝堂；如此，若是皇上怪罪下来，自己如何担待得起？但是，巴夏礼既然已经提出来了，也就不得不答复。

载垣想了想后故意试探性地：“按中国的礼制，凡觐见大清皇上必须行跪拜礼，参赞先生愿意吗？”

巴夏礼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可笑，哪来的这种礼节？在英国，觐见女皇陛下也只须行吻手礼，大英帝国的使臣怎么可以向他人屈膝跪拜呢？再，我又不是你们清皇朝的臣民，为什么要向你们的皇上跪拜呢？”

巴夏礼自觉得理直气壮的话却使载垣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只好上奏朝庭。

很快的，上《谕》来了；果然不出所料，《谕》曰：“事关国体，万难允诺。”看来，这是个难解的疙瘩了。载垣苦思冥想了许久后终于有了一个法子，他借口“《协议》中无此”为托词，拒绝了巴夏礼这一节外生枝的要求。

但是，巴夏礼却认为：“由使臣向驻在国元首递交《国书》这是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协议》。”非要载垣答应下来；并且傲慢地威吓道：“若是没能应诺，那就让枪炮来话。”

巴夏礼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的态度，载垣当然接受不了；于是，双方相峙不让谈判未果。

载垣回到京城后面奏皇上，极言了巴夏礼的如何无礼。

咸丰皇帝听到“巴夏礼”三字，想起了两广总督黄宗汉曾在两年前的一个《奏》本中愤恨地过：“夷人巴夏礼，奸诈诡谲；诸多事端，皆出其手；巴夏礼不去，祸害难绝。”

咸丰皇帝似乎悟到了：“看来，这个巴夏礼果然是个寻事生非之辈；英夷诸国竟敢无视大清朝，如此一而再的犯境，或许正是这个巴夏礼在其中作祟？这个可恶的家伙，竟然是过往了的那么许多事端的谋主？那就得想点法子惩治一下了，只少得叫他知趣而收敛一些。是呀，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治病须除根；或许，把巴夏礼这个谋主驱除或治服了，其它诸夷会望而却步不再如此嚣张？只少可使诸夷自乱阵脚，容易对付一些。”

咸丰皇帝自作聪明地如此想着，心中似乎有了底。此时，惠端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等皇室宗亲都建议要“诱捕巴夏礼”；以期“擒获巴夏礼后，诸夷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王师出击，可操胜券。”

众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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