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楼天主堂周围正准备散去的人群，忽然得到“洋人又枪杀华人了”的消息，正趋向渐渐平息中的民愤一下子又被激起了。

愤怒的民众重新将教堂围困起来，一锅恼儿地将愤怒与仇恨撒向眼前这座教堂中的洋人。

此时，民众已是怒不可遏，谁也阻止不了他们；有的用砖、石抛砸教堂的窗户，有的干脆冲入教堂；一场骚乱已是不可避免，望海楼天主堂在劫难逃了。

接着，愤怒的民众又转向法国领事馆和法租界；很快的，又波及到了整个天津城；连其他西方国家的教堂、侨民及中、外的天主教信徒也被殃及，很快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事件虽然仅持续了三个时，却已有二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二名神父、十名修女、二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及三十名中国的天主教信徒被杀；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被焚毁；影响之大，始料不及。

天津教案暴发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即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法国方面则更是提出了“须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天津知府张藻、天津知县刘杰等三人，为丰大业与西门抵命”的要求。同时，调遣舰队北上又欲以武力威胁。

于是，朝庭内主战、主和之声乱哄哄的争执不休难以决断。

主战的一派，是因为法国提出的“须处死中国官吏”的要求难以接受，皆认为“大清朝的官员受命于皇上，其生死荣辱岂能任由洋人摆布？何况，此事件实因洋人蛮横在先，枉杀无辜才激起的民愤，应是咎由自取。所以，断不能再示弱；不若顺从民意不惜一战，或许能洗刷多年蒙受的国耻。”所以，摩拳擦掌地欲与洋人开仗。

不久，英、法联军的舰队已集结于天津的外洋，战火随时有再次引的可能。

情势万分危急，这可急坏了两宫太后；因为，两宫太后对于英、法联军威迫京城，自己随着咸丰皇帝逃亡承德的往事还历历在目余悸未尽，当然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情急之下，赶紧下《旨》，命令曾经审理过扬州教案的曾国藩速赴天津署理教案。

曾国藩接《旨》后不敢怠慢，即刻启程；一则是因为，曾国藩知道，此类涉外案件情势急切容不得迟缓，若是拖延或处置不当都会引发更大的事端；二则，曾国藩此时身为直隶总督，即使没有皇命也是职责所系在所难辞。所以，曾国藩不敢迟延，星夜兼程赶往天津。

二年前，曾国藩处理过扬州教案，希望能有所借鉴后妥善处理；因为，天津教案与发生在同治七年的扬州教案大同异似若同出一辙。

关于扬州教案，那还是同治七年的事，曾国藩记忆犹新。

当年，也是因为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金缄三，在扬州三义阁开办的育婴堂中死了婴儿；扬州民众听信谣传后群情激愤，不分青红皂白地却将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建在皮市街的基督教堂包围并放火焚烧了，迫使教堂内的传教士及其眷属跳楼逃生；结果，戴德生怀孕六个月的妻子玛莉亚及其秘书白安美等人，坠楼后多处骨折受伤；从而，引发了扬州教案。

扬州教案发生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立即《照会》清皇朝的总理衙门，进行抗议并对清政府施压。而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则率领瑞那尔多号军舰沿长江而上威逼南京，并致函尚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提出了包括“惩罚肇事者”、赔偿损失”等在内的六点要求。

此时，曾国藩正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而尚未赴任；曾国藩为了平息事端，与继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商议后，决定接受麦华陀提出的全部要求。

结果，做出了“罢免扬州地方官吏”、“修复被毁的房屋”、“赔偿受损传教士白银二千两”等一系列措施后方才了结。

虽然，曾国藩的如此处置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但扬州教案终于让他平息下去了，事态没有进一步的扩大与恶化；因此，朝中也有同僚觉得处置得当。

所以，对于扬州教案处置的评介褒贬不一，曾国藩也不当会事未曾放在心上。此后，曾国藩就北上赴任了，人们也渐渐的将此事淡忘。

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后，原以为从此可以清静了；然而，想不到才过了短短的两年，就又遇到了这么一个棘手的案子。而且，这次的天津教案中不但死了人，而且死的还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人；可想而知这次事件的性质也就显得十分严重了，绝非扬州教案所能比拟的。如此一个烫手的山芋，着实让曾国藩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棘手；但最是棘手，他也不得不接。就这样，曾国藩在胸无定见与忐忑不安中到了天津。

而天津的一班地方官吏与士绅闻知曾国藩前来，倒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因为，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湘军统帅、地方实力派的魁首，为剿灭发匪挽救清皇朝立下了显赫的功勋，可谓是大清朝的顶梁柱；且又热衷于洋务，为富国强兵倾注了多少心血。而其于咸丰四年发表的《讨粤匪檄》中，曾对太平天国所信奉的所谓耶稣之、《新约》之书痛加批驳，则认为曾国藩也必是反洋教的。所以，这次“教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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