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一八七四年，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欲侵占台湾受阻；最后，却从签订《中日北京专约》中意外地受益，从而觉到了中国的满清皇朝确实是**无能软弱可欺；于是，放胆地更欲得寸进尺了。

日本的“明治政府”从台湾撤军后，就把注意力放到了朝鲜半岛。

一八六三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因为，哲宗无嗣，即由王族李昰应之子继位是为高宗，李昰应即为大院君摄政。

其时，西方各国在大肆侵略中国的同时，也不断的对朝鲜国进行骚扰；所以，朝鲜人对于海外各国均无好感。

一八六六年，法国人借口“朝鲜人反对西方传教士赴朝传播化”而进犯朝鲜，结果被朝鲜人击退。同年，美国**在朝鲜半岛上争得一块立足之地，来犯的三艘美**舰也被朝鲜人击毁。

从此，朝鲜人的对外抵制情绪更强了；摄政的大院君李昰应则采取了闭关锁国的策略，欲使朝鲜国能偏安于一方。

而居于东方大洋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曾遣使至朝鲜欲订《约》结好；但因所致的《“国书”》中出言不逊多处使用“我皇上”，令朝鲜人深感不悦；因为，在朝鲜人认为，除了其愿臣服的宗主国大清朝的皇帝能称皇上外，别的都是不能在他们面前称皇的。何况，日朝间以往的交往书中从未使用过此类字；而今，日本如此自称，非但有违旧例，却可见其妄自尊大盛气凌人；因此，大院君也将日本人拒之门外了，不接受与其订《约》。

大院君的所为，招致了亲日派的反对；同时，也引起了宗主国清皇朝的担忧。

于是，清皇朝的礼部致密函给朝鲜政府，告以：“日本自明治以后，常欲向外用兵；今从台湾撤军，必转向高丽。高丽与法、美有隙，乃使法、美联日也；而高丽一国之力，不足以敌三国。故高丽应与法、美结好，令日本势孤而不敢动兵，则高丽方可保全。”

但是，大院君不听所言，仍坚持锁国；而掌管对日交涉的釜山倭学馆的训导安东晙也坚持斥夷，拒不与法、美、日等国言和。

不久，高宗亲政；高宗的生身父亲大院君李昰应宣告停止摄政后，朝政大权落到了以高宗的王妃、即时称闵妃的闵紫英为主的外戚集团手中。闵妃的外戚集团掌权后，一改大院君的方针，决定与近在咫尺的日本交好。新执政的领议政、太师李裕元，对大院君时期顽固坚持“斥夷论”的釜山倭学馆训导安东晙极为不满；于是，罗列了一些罪名将安东晙弹劾并处以极刑，欲扫清与日修好的障碍。

李裕元的所为正合日本之意，日本人暗自高兴；于是，又遣使前来订《约》修好。

然而，大院君的势力在李氏王朝中仍很强；所以，李裕元与闵妃外戚集团的闵升镐、闵奎镐、赵宁夏等**与日本修好并订《约》的主张，仍然遭到了朝中大院君势力的坚决反对，而屡屡受阻。

李裕元束手无策，朝日关系也就陷于停滞状态而毫无进展。

日方负责交涉的代表、外务省理事官森山茂见此情状急不可待，觉得需要运用武力给朝鲜施压。于是，派自己的副手、外务省六等出仕广津弘信返回东京禀报。

广津弘信在向外务卿寺岛宗则禀报后，提议：“而今，李朝政府内部的大院君势力与闵妃外戚势力相抗衡而政局不稳，不如乘机派军舰至朝鲜近海示威，当可打开僵局。”

寺岛宗则闻后觉得可行，即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商议后，决定派遣云扬号、丁卯号等两艘军舰，前往朝鲜海域示威。

于是，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率云扬号、丁卯号两艘兵舰，以“保护日本使者”为由至朝鲜的釜山港。

朝鲜东莱府使黄世渊欲加以阻止，但日舰还是闯入了釜山港内，并在港内恣意开炮示威；如此持续几日，才离港返回日本。

然而，这次示威并没立即奏效，朝鲜李氏王朝中持强硬态度的大院君派仍不为所动。

三个月后，日本又派遣云扬号舰以“测量航路”为由驶往朝鲜半岛中西部仁川港外的一海里处的月尾岛，欲直接威胁离仁川仅有二十八公里的首都汉城。

谁知，驶到离汉城仅五十公里的江华岛时，遭到了朝鲜守岛部队的炮火阻击。于是，云扬号舰舰长井上良馨命令开炮还击，并派遣陆战队攻打仁川港外的永宗島。

驻守该岛的朝鲜永宗镇佥使李敏德之怯战逃走，致使守军溃败；日军夺得数十门大炮，并放火将永宗镇焚毁后才撤至海上。

因为，此事件是由江华岛上的朝鲜驻军炮击日本的云扬号舰而引起的，故史称江华岛事件或云扬号事件。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即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议对策；会议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

主战派觉得，江华岛事件是难得的机会，日本可以藉此向朝鲜开战并侵占。

而主和派则认为：“轻易开战未免冒险；因为，朝鲜身后有中国的清皇朝，若是朝鲜与清政府联手对付我国，其后果可想而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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