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经过明治维新，虽然国力有所增强，但尚未强大到足以同时对付两个国家；牡丹社事件后，我军在台湾与清军的对峙足以明，中国的清皇朝虽然**，但还不可太过觑；当时，若是真的开仗了，还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呢？后来，虽然是侥幸的捡了便宜，但不能以此为例就妄论开战，凡事尚须心谨慎方可万无一失。”

于是，该战？该和？孰是孰非？明治天皇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后来，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参议木户孝允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我国若向朝鲜开战，中国的大清朝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不如先就江华岛事件征询清政府的意见，然后追究朝鲜的责任。如若清政府推脱不管，再向朝鲜兴师问罪为时不晚；如此，我国对朝鲜开战，方能名正言顺且无后患之忧。”

明治天皇听了木户孝允的一番话后，觉得有理；于是，任命日本鹿儿岛萨摩藩家族出身的森有礼为驻中国公使出使北京，负责就江华岛事件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森有礼抵达北京后，即前往清皇朝的总理衙门，就江华岛事件进行交涉。

因当时，清皇朝仍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而与日本之间的牡丹社事件刚平息不久，担心日本借机再滋事端；所以，负责与日本交涉的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闪烁其辞，既承认自己是朝鲜的宗主国，又不愿承担宗主国的责任；给了森有礼一个自相矛盾的答复：“朝鲜乃吾朝属国，然地非吾隶，故吾朝未曾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悉听自主，不可相强。”

沈桂芬是想藉口推卸责任，从而息事宁人少招麻烦。

然而，沈桂芬的这些话正好中了森有礼的下怀；于是，森有礼道：“如此来，朝鲜是一个**的国家？所谓贵国的属国，是徒有虚名。既然如此，贵国的邻国加害于我；而今，我国不得不遣使责问，并为我国人民克尽保卫海疆的义务；这就只是朝、日之间的事了，与贵国和我国的关系不相干？”

沈桂芬这才觉到是让对方抓住了话柄落了圈套而再欲争辩，森有礼却是语不饶人寸步不让。

不过，森有礼知道，此时的清皇朝，对外交涉的大权实际上已落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中，特别是有关中国北方疆域的事务、包括与日本国的争端，皆在其管辖之内；所以，还须探一探李鸿章的态度。

于是，森有礼与沈桂芬等人争辩后，又专程赶往保定拜访李鸿章。李鸿章以礼相待，在直隶总督府内接见了森有礼。

森有礼提及江华岛事件时，李鸿章竭力让自己扮作一个局外人、和事佬的角色，同样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日本炮船被击，固有不平之气；高丽炮台被毁兵士被杀，谅亦有不平之气。”并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字交予森有礼，算是给日本政府的一个忠告。

其实，李鸿章此时心底自知，北洋水师尚未成军，仅靠现有的几艘蚊炮舰是难以与在大洋中颠簸惯了的日本国交战的；与其战败受辱，莫如避而不交；所以，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地作答了。

森有礼先后与清庭的总理衙门交涉及拜访李鸿章后，虽然均无结果；但已觉到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中那班官僚的态度大同异，都不想太多地过问朝鲜半岛上的事务，以免招致麻烦。

于是，森有礼函告外务卿寺岛宗则，言：“清政府对于朝鲜的所谓宗主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完全自主的行政与外交权，是一个**国家，应为《国际公法》及欧美诸国所公认。”

尔后，森有礼还以《照会》的形式记述了那次在清庭总理衙门中的争辩。

虽然，清庭的总理衙门收到日本国的《照会》后；即也以《照会》的形式，就何为属国进行明，希图弥补该次争辩中的失言；但因争辩时，清庭有毛昶熙、董恂、郭嵩焘诸大臣，日本有竹添进一郎、郑永宁等人在场，皆可作征；因此，清庭的总理衙门多次辩白均于事无补难以悔言。此后，这个话柄就成了日本明治政府绕过清皇朝，直接与朝鲜交涉并处理有关争议的藉口了。

其实，李鸿章在会见森有礼以前，已向总理衙门指示了：“宜密致朝鲜，劝其忍耐；须礼待日使，或更遣使赴日，辨明原委，以释疑怨，方为息事宁人之计。至于，朝鲜愿与日本通商，往来与否？听其自主，本非吾朝所能干预；如此立言，似亦不为失礼。倘朝鲜允从，则可消弭兵衅；如必不从，则于吾朝无涉；吾事国之诚，亦已尽矣。”

李鸿章的这个暗中指示，给总理衙门中的一班大臣们吃了定心丸，也就遵照办理了。

且，朝鲜的李氏王朝在江华岛事件后，一面将怯战而逃的江华岛上永宗镇佥使李敏德之革职问罪，一面命京畿观察使闵台镐、江华府留守赵秉式备战，以防日舰再犯。

而大院君李昰应的胞兄、时任左议政的李最应却与其胞弟意见相左，对于大院君一意孤行的排外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上书国王，认为：“朝、日原无大碍，仅因书措辞不当而拒绝接受，酿成两国纠葛，实欠妥当。彼不当之辞，无非自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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