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武力征讨统一中国了。因此，段祺瑞竭力主张武力统一；其首选目标则是西南的桂系与滇系，并不顾一切地发兵南下征讨付诸实施，欲一举荡平西南以实现自己的夙愿。

而冯国璋之所以要适得其反主张和平统一，则是由于段祺瑞自从有了日本的支持与资助后，更是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了，全不把往日的盟友直系军阀放在眼里。此时的冯国璋名义上是代总统，但也如黎洪元一样没有多少实权。

冯国璋虽然有直系作后盾，比黎洪元要强得多；然而，因北京这块地盘是属于皖系的；冯国璋自从进了北京城后就落入了段祺瑞的掌控之中，大有虎落平川之感；所以，北洋政府中真正能呼风唤雨的不是高踞大总统之位的冯国璋，却是位次且权重的总理段祺瑞。

冯国璋当然心中不甘，但身处此境有点徒叹奈何；且又自知若与段祺瑞闹僵了，只凭直系的力量单枪匹马的与皖系抗衡胜算不大，也就只得忍而不发以待时机。

而当段祺瑞欲藉武力统一中国时，冯国璋觉得不该再任其妄为了；冯国璋担心欲是真的让段祺瑞实现了目标，消亡的不会仅是西南的军阀；因为，有道是唇亡齿寒，段祺瑞若能平定西南，也就同样会吞并掉包括直系在内的其他军阀。对此，冯国璋当然要设法抑止，绝不愿让段祺瑞的野心得逞；为此，冯国璋提出了与其针锋相对的和平统一的主张。

当然，冯国璋的所谓和平也不过是种藉口；无非是欲藉此联络或利用别的军阀之力对付段祺瑞罢了；从而，使直系得渔翁之利。

吴佩孚的呼吁正是这种意愿的表露，也代表了直系中其他军阀的心声。

果然，吴佩孚《通电》呼吁罢战后，犹如一块巨石抛入水中立即引起了一阵波澜，得到了直系中其他各地军阀的呼应。于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等人也联名《通电》宣称赞同罢战了。

段祺瑞见直系诸督军奋起反战，深感沮丧与无奈；于是，段祺瑞又向代总统冯国璋提交《辞呈》，再次玩起了撂挑子的把戏以行要挟。

谁知，冯国璋并不买账，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准予段祺瑞辞职，而由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但几天后，冯国璋就将汪大燮撤换，又任命与自己意见一致、也赞成和平统一、时任参谋总长的王士珍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就这样，冯国璋将段祺瑞的假戏演成了真剧，给了段祺瑞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

段祺瑞想不到这次自己的戏演砸了，但《辞呈》是自己提交的怨不得谁，只得打落门牙往肚里吞，硬着头皮再回天津去了。

段祺瑞被免去总理之职，对于护法军来不啻是一个好消息；孙中山为之大悦，遂打算召集各路大军会师武汉，然后大举北伐。

然而，滇系的唐继尧和桂系的陆荣廷此时却开始打各自的算盘了。

其实，非常国会在广州成立中华民**政府时；因议员们拥立孙中山为大元帅，他俩只捞了个元帅之职，心中都感到不爽。

因为，在唐继尧与陆荣廷眼中，孙中山虽然名震中外，但毕竟是无兵无卒的光杆司令；手中掌有实力的唐继尧与陆荣廷岂愿听凭于光杆司令似的孙中山，让他俩位居于孙中山之下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

所以，当时的陆荣廷就不愿接受元帅之职；而唐继尧虽然接受了由章太炎送至云南的元帅印，却不肯前往广州出席就职典礼。

后来，因迫于段祺瑞派北洋军南下，俩人唯恐危及西南，这才与孙中山联盟对付段祺瑞；但那只是权宜之计，目的只是为了共同抵制段祺瑞，以保护西南一隅免被吞并；而并不是真心赞成护法，更不想拥戴孙中山。而今，俩人见段祺瑞下野了，这个前提不再存在，也就觉得与孙中山的联盟多余了。且此时，直系军阀在吴佩孚的先导下已都纷纷《通电》呼吁罢战，表示了愿意议和；于是，俩人就决定与孙中山分手，而打算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妥协议和了。

于是，陆荣廷与唐继尧也联名《通电》主和了。

不久，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与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就开始了谈判。

这次直系与桂系、滇系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因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可谓是情投意合一拍即合，双方很快就求得了一致同意停火。同时，双方还达成了一种默契，即“停火后互不再犯，并支持对方各自对付段祺瑞与孙中山”。

为此，陆荣廷许诺“继续拥护冯国璋为大总统”；以换取冯国璋“承认西南各省”。

因冯国璋是代总统，其代理即将到期；须在翌年经选举当选后方可续任，这正是冯国璋的一块心病，陆荣廷所言正是他求之不得也就爽口答应了。

于是，双方一个投以媚眼，一个回以青睐；谈妥后，冯国璋即以大总统名义发出《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双方也就正式停战了。

然而，孙中山对于冯国璋的《停战令》却不屑一顾置之不理，认为“舍恢复国会与《约法》，断无磋商余地”；因此，仍坚持护法而反对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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