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新化运动”、“五·四运动”，抵制日货运动；福州惨案，天津“一·二九惨案”……

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触动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相继崩溃解体，而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却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崛起了；从此，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挑战，整个欧洲大陆为之震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历史开始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汹涌澎湃的时代，各国资产阶级为之震慑了；而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却为之振奋，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在酝酿无产阶级革命了。

此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了，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已是势不可挡。

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并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虽然，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究竟为何物？还知之甚少，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的不甚清晰；但此时的中国，却已如参议员冯自由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中所描述的：“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为此，有识之士开始大声告诫国人：“面对滚滚而来的赤潮，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嗣穈，还特意将名字改为“适之”，以示顺应潮流之意；自此，胡嗣穈便易名叫“胡适”了，由此可见一斑。

此前，还在袁世凯欲借“尊孔、祭孔”之名，而行复辟称帝之实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有识志士已举起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向“尊孔＊复古”的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捍卫民主与科学，将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意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陈独秀率先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办了一份《青年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不值。”同时，陈独秀竭力主张“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民主”，号召人们“拿起民主与科学的武器，同封建主义及其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并向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呼吁：“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许多学者和青年纷纷响应，皆以笔为戈投身战斗；于是，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宗旨的新化运动，在北京与上海等地率先展开很快波及全国；而《青年杂志》则是新化运动的一块主要阵地，又是引领新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因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办有名为《青年》、《上海青年》等杂志；经营发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建议陈独秀将杂志改名，以利发行；于是，从翌年的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了。更名后的《新青年》仍然是中国知识阶层中先觉者发声的主要阵地，继续推动着新化运动向前发展。

国人在新化运动的启蒙下，逐渐冲破数千年形成的思想禁锢，开始大胆地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世界、直面未来了。

此时，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给予新化运动极大的支持。

蔡元培大力提倡学术研究赞成百家争鸣，并不拘一格选人才地将新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聘为北京大学科学长；另外，又聘用安徽绩溪人胡适、江苏江阴人刘半农、浙江吴兴人钱玄同、安徽六安人高一涵、江西九江人徐宝璜、安徽怀宁人王星拱等被称为新人的名流、学者来北京大学各科系任教。

同时，将“藏书楼”扩建为图书馆，先后聘请章士钊与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

蔡元培还为北京大学制订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校训。这一连串的举措使北京大学这座素有太学学统的国家最高学府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了。

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后，已更名为《新青年》的总部也随之迁至北京东华门外箭杆胡同内；于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声名显赫的学者都积极参与其中，并在《新青年》中轮流担任编辑。

接着，陈独秀与李大钊又创办了一份旨在批判现实和时局的《每周评论》，而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与蔡元培的高足罗家伦则创办了一份《新潮》月刊。

有如此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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