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福虎路拆迁，加快老城区改造”；

“推进福虎路西延拓宽工程，建设宁北滨海新城”

……

很快就来到了设于滨海中学招待所的拆迁指挥部，大门口的墙壁上，三条巨幅横标赫然入目：

“坚持三公原则，不让老实人吃亏”；

“坚持前后一致，不让先拆者吃亏”；

“坚持依法拆迁，不让守法者吃亏”！

招待所一幢大楼一楼窗下的整面墙壁，足有几十米长，现在，已经贴上了福虎路拆迁进度表，所有1000多个被拆迁户，分组别都表上有名！

郗守泰刚才远远地看见拆迁大队大队长金达省，站在指挥部门前和别人着什么，走到近前，已经不见了他的人影。心下想，不见面也好，见了面打招呼不妥，不打招呼也不妥，挺尴尬的。

走着，看着，听着，几个老伙伴一路发表感慨。

“我们几个都是过来人了，这场面，只有时候在‘化大革命’中见到过。你们，像不像？”计昊天发现新大陆似地。

牛春江马上表示赞同：“对呀，那时候，就兴造‘红海洋’，我看，福虎路这宣传阵势，也能与之媲美。你们看，眼前，不就是浪花滔滔的‘红海洋’嘛！”

丛礼镇却：“不要讲什么‘红海洋、红海洋’的，‘化大革命’的‘红海洋’淹死淹伤了多少人？想想都害怕！你们不要瞎，不吉利，不吉利！”

郗守泰没有接话。他们的话勾起了他对那个已经逝去已久的岁月的回忆，不由得放慢了脚步，陷入了沉思……

时光回转，来到上世纪196年的秋天，那年，郗守泰才19岁。一年多前席卷全国的化大革命，已经从大城市扩到农村。郗守泰的老家，地处宁北水乡偏僻地区的荡东人民公社瞿兰大队，一个贫穷落后的乡下村，也不甘落后地开展起化大革命。公社中学早已停课，回村的几个学生就将革命的火种带回村里，并很快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起狠批穷斗“五类分子”的熊熊烈火。所谓“五类分子”，即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郗守泰的父母亲都是教师，而教师正是为人不齿的“臭老九”，属于坏分子一类，自然也就逃不过革的冲击。那些天里，不大的瞿兰大队，革宣传发动的声势却很大：大队部、各村场头、各户的土墙，都被一种叫做“红土”的劣质兑水颜料，刷写上一条条红色革命标语，而“五类分子”家的土墙上，则都被刷写上黑色的批判标语，有的还直接写上“黑五类”的姓名，并在姓名上打上巨大的黑色叉叉；一天到晚，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都不停歇地播放气贯山河的革命口号和歌颂**、化大革命的歌曲；激越的锣鼓声不绝于耳，不时响起的集体呼喊革命口号的声音，因群情激愤而高亢嘹亮，以噪音般的高分贝冲上云霄，吓得鸟儿都不敢打此飞过。

那些天，郗守泰家两间土屋的门前，经常有红卫兵、红兵戴着鲜红的臂章，结队前来，一到门前，这些曾经或者是仍然是他父母学生的“将”，就严令他们的老师，九十度鞠躬，向他们带来的**像“请罪”；另外一批人，则冲进屋里“扫四旧”（今天能够叫得上古玩甚至物的东西），寻找这两个“坏分子”反党、反人民、反对伟大领袖**、破坏化大革命的罪证。造反队伍，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家里早已被翻得底朝天，连老鼠也无法存身，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诸如碗呀、碟呀的，也早都被砸得稀巴烂，可他们仍然不依不挠，非要挖地三尺，找出点“证据”来。每当这时，郗守泰和他的几个还是孩子的弟兄，就躲在楝树下的草堆根边，吓得嗦嗦发抖，五双惊恐的眼，看着弯腰“请罪”的父母，心里无比屈辱，并偷偷地朝那些“造反派将”们射过愤怒的火花！

最让郗守泰感到屈辱和很多年后想起来都后怕的，是大队部前土场上的“黑五类”批斗会。在红旗翻飞招展、大红标语醒目、红色袖章闪耀、红色群众群情激昂、口号声声的“红海洋”滚滚浪滔中，他的父母和曾经被他们在课堂上多次抨击过的地主、富农一起，头上被套上白纸糊就、黑墨写上“地主、富农、反革命”等称谓的足有半人高的细长高帽，颈项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纸牌，上面不但用黑字写着“打倒”，而且在每个姓名上都打了黑叉叉，两个“革命将”一人抓住一只胳膀，向后用力举起，以极快的速度推他们“坐飞机”上土台后，就把身子屈得像大虾米，垂头向地，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头头，还要不时插话，让他们承认反革命“罪行”，一次，倔强的母亲拒不认罪，竟被“将”一脚踢倒在地，嘴里冒出一口口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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