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误会，不仅仅只在已经签约者与未签约者之间发生，而且也发生于已经签约者之间。

虽然他们都签了约，但由于都是各自在不同组的宿舍房间里签的，所以，并不清楚在另一个房间里签约的人，拆迁补偿到底签到手多少；即便在同一个房间里签约的，由于前面的人走了，后面的人才来，并未见到前面的人签订的协议书，所以，对他的签约补偿数字照样一无所知。即便他们在与拆迁组人员讨价还价时，提出要看一看前面的人签订的协议，怀疑前面的人签约数字，一定比拆迁组算账后给自己的价高，拆迁组的工作人员，也一定不会让他们看，而只会以生气的口吻：“你要相信我的话，他签的肯定没有你的高，我们对你已经很照顾了，你要是实在不相信，我们就让你看，但有言在先：如果他的比你的低，你就只能按他的标准签！行不行？你考虑好了！”这样一威吓，后到的人哪个还敢死犟下去。只得收回要看前面的人所签协议的要求。

如此这般，已经签约的人，也几乎都不清楚彼此之间的实际签约数字。

凡人都有个“病”，生怕自己比别人吃亏，所以，他们之间也在互相打探签约中确定的实际补偿数字。

可是，令他们同样遗憾的是，他们之间，也都是三缄其口，实在问得紧了，也同样用模糊语言搪塞过去。

于是，他们之间也同样发生了相互猜疑，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又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感情生伤。原本关系很好的紧邻亲朋，自此以后，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了，特别是各自搬家时，与对方的礼节性告别也不见了。因为他们心里都窝了一把火：大不了你这回讨了便宜，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待见我，我还不待见你呢！亲朋之间，好共就多共共，不好共就少共共，顶多自此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道，还不行吗？！

由于已经签约者之间、签约者与未签约者之间，都在拆迁补偿价格的信息披露上产生了严重怀疑，而且在强烈的超高拆迁收益的预期下，人们又只肯信其高，不肯信其低，所以，也不知何人第一个从“道上”发布了虚假信息，很快，某人某人签约补偿1平米七八千的传闻，很快风靡福虎路，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而且，三人成蛇，越传越离谱，传到后来，一个妹婿的叔父是省人大副主任的签约户，甚至被传出每平米签约数高达1万元的惊人高价！

这样一来，已经签约的人，几乎都为自己没有签到一个好价吃了亏而懊恼不已，并对那些传出签了高价的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妒忌和敌意；而尚未签约的则倍受鼓舞，已经有人签了这么高的价，根据以往拆迁的惯例，往往是越到后边签的人越讨便宜，自己再签，价格肯定比这个更高！

其实，这许许多多的猜忌，都是拆迁指挥部一手造成的，而且也是都可避免的。

只要拆迁方真的能做到公开拆迁工作的所有信息，包括已经签约户的实际协议金额，那些漫天飞的高价谣言，就无从造起，即便传出也断然无法生存。

然而，拆迁指挥部的一贯工作经验，就是要搞“暗箱操作”，每一户的签约信息，都是绝对的拆迁机密，都不能让外人知道。只有这样，被拆迁户之间互不知情，相互疑忌，才好灵活运用价格杠杆，撬动不同被拆迁户的利益板块，使之有利于拆迁方高低之间的灵活应用，讨价还价时的进退自如，并且实现尽量将拆迁补偿金压到最低的初衷。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给方方面面关系户以照顾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并且确保这样的照顾不见天日，不被发现，没有危险，没有后遗症。

有了公开，就能公平、公正，然而，如果真的坚持了公平、公正，拆迁工作就失去了它的灵活性、机动性和有区别的操作性。

这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从发生的那天起，就一直无法妥善处理。正因为此，不讲公平是不行的，真搞公平是万万不行的。拆迁部门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也都是这样做的。

其实，平心而论，这也不能全部责怪拆迁部门，因为地方政府财力困难，政府给的拆迁经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要想完成拆迁任务，拆迁部门只能借助“暗箱操作”，将被拆迁户的补偿压到最限度。

当然，拆迁部门这要搞，也有自己的苦衷。现在的拆迁单位，几乎都是自收自支的营利性单位，拆迁单位的工作人员工资、福利都要自己苦，拆迁大队的日常工作经费也要在拆迁工作中赚。拆迁的“蛋糕”就那么大，被拆迁户切的了，他们才能切得多一些。

另外，参与拆迁动员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特别是居委会干部，工资都非常低，他们也想在这块“蛋糕”上，自己能切得尽量多些，所以，相同的利益，使他们与拆迁单位行为趋同，一拍即合，自然而然地成为拆迁单位“暗箱操作”的同盟军。

凡此等等，都决定了，让利被拆迁户，只是拆迁单位和一句宣传口号而已。不是人们固执地坚持“对他们的宣传都要反过来看”的观点，而是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他们越是宣传什么，提倡什么，就越表明他们越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在拆迁问题上，过去、现在、未来，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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