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会议皆无异词；饬令内阁妥议实行，克期召开，钦此。”

袁世凯得此《懿旨》后腰板硬了，即复《电》指示唐绍仪，同意召开国民大会。

唐绍仪得到袁世凯的指令后，才又与伍廷芳就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地点、代表资格、人数等项磋商；最后议定，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在上海召开国民大会，以决定君主与民主的取舍。并商定了，直、鲁、豫、甘、新及东三省代表由北京政府召集，其余各省代表则由南京临时政府召集。如此，唐绍仪与伍廷芳之间总算在召开国民大会一事上达成了一致。

但谁知，袁世凯刚电复唐绍仪，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忽然传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袁世凯如闻惊雷瞠目愕然了。

袁世凯怎么也想不到段祺瑞与同盟会签订的那份密《约》竟然会是一纸空，觉得革命党人太无诚意而将自己骗了；顿时恼羞成怒立即又致《电》唐绍仪，改口道：“前述所议，超越了朝庭赋予之权限，故朝庭不予承认。”

虽然，唐绍仪明白其中缘由；但是，袁世凯如此的轻易改口，太使他这个直接与革命党人打交道的议和全权代表为难了；于是，唐绍仪向袁世凯请辞。

袁世凯即予批准，并电告伍廷芳，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均无效，以后有关和议的谈判必须由他亲自负责。同时，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断不可改。”以给南京临时政府施压。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多名北洋将领《通电》“赞成君主立宪”，宣称：“若有人敢于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与其势不两立。”

于是，唐绍仪与伍廷芳谈定的所谓《协议》也就告吹；商定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途搁浅，南北和议也因此中断了。

同盟会急于推选临时大总统，意在掌控革命党中的主导权；同时，也欲在与袁世凯谈判时藉此加重筹码，而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

然而，想不到适得其反，竟然引发了袁世凯这么一通脾气；南北和议被中断，不由得令人担心战事又要重启了。

尝过北洋军厉害的黎元洪、黄兴等人不希望激怒袁世凯，而再引战火；所以，竭力主张妥善处理，设法将袁世凯拉回到谈判桌前来。

而此时，革命党人虽然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却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孙中山欲向外借贷以度时艰；然而，列强却均不支持孙中山，而是看好袁世凯。

英国《泰晤士报》甚至刊直言：“只有袁世凯才能挽救中国的危局。”这给南京临时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

于是，汪精卫则在孙中山面前竭力进言：“袁世凯掌有北洋，拥兵自重，乃一代枭雄；其欲颠覆清庭，易如反掌；而欲阻抑革命，则增万难。且列强皆力挺于彼，谓势也。故而，卫愚见，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世凯不可；若舍其而欲驱逐鞑虏，恐难矣。”

孙中山闻言后沉思良久，心想“吾一生奋斗，只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个人名位全不在话下；若真能利用袁世凯推翻满清，则胜于用兵百万；且能免于流血，何尝不可一试？”

于是，孙中山听信了汪精卫等人之言，遂特意致《电》袁世凯作解释道：“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孙中山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方使袁世凯的气消了许多。然而，袁世凯刚发过脾气，将南北和议之事搁浅；若是马上又改过口来，岂不被革命党人看轻而于己不利。于是，觉得再搁置几天后复议也不迟；因此，袁世凯故作似若不知地没给孙中山复函。

孙中山想不到自己如此表白后，袁世凯却仍冷漠以对，方觉得不应对袁世凯存太多的幻想；要想驱除鞑虏，看来仍得靠革命党人自己努力。只是，孙中山所能依赖的兵力实在有限，甚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虞。

正在此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见南京临时政府株守于和议，却忍不住致《电》孙中山，言道：“民国已立，政府已就，总统已选，何须民主、君主无谓之议？不若督师北伐，直捣黄龙。”

蔡锷是一员虎将，滇、黔、桂、蜀等皆在其掌控之中；蔡锷如此发话，似是在给孙中山撑腰了。

于是，孙中山与黄兴商议，决定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名义组织全国北伐军，拟将各省革命军划归为六军；然后，取道豫、鲁，会师直隶。

于是，蔡锷发布《北伐誓师词》后，即起兵了；但毕竟地处边陲，启程多日后，前锋尚未出黔。而其他数路军，却不遵号令，使孙中山大失所望。

不过，孙中山的这一招倒是让袁世凯清醒了许多；袁世凯这才也觉到了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有一定的号召力，不可太觑了。于是，袁世凯赶紧增兵豫、鲁等地防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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